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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天，父親在村子的西嶺，種了兩畝香瓜。
這兩畝瓜，可是父親栽培的搖錢樹，一家人雜七雜八的開銷全指望著呢！當時大哥結婚另成了家，在本村小學教書。大姐和二姐先後出嫁了，剩下的姊妹七個年齡尚小，所以瓜地的下力活，基本上全靠父親一個人，更不必說打叉壓秧的各樣巧活了。勞累的時候父親便嚷嚷：“吃飯一大群，幹活沒有人！”
瓜地臨著宜白公路。父親選址在這裡是考慮出路方便，更主要是想著過往的人多，瓜果會好賣一些。
不知為何，這些瓜父親不打農藥，也沒施化肥。很幸運，當年風調雨順竟結得不老少，用父親形象的話說，就像滿地的坷垃爬。
常言道，世上難有稱意人！我們的瓜亦如此。為啥這樣感慨呢？只因為：瓜的頂部全長著密密麻麻的像脫了毛的雞皮似的小疙瘩；尾部還扭三撇四的，遠遠看去就像一隻只醜小鴨。父親講：“可能是種子的緣故吧。”不管怎麼說，這樣的品相總不能吸引買者，哪怕吃起來香甜。
夏天到，瓜兒開始成熟。沒有做過生意的父親卻犯愁了，原指望來來往往的路人會買走許多，可實際並非如此。就連他滿懷信心在我們樊村街口擺的小攤一天也賣不上多少。父親只好挑著擔子游鄉叫賣，收錢也換糧食。但那時的人們生活大都拮据，不過年不過節的，除了走親戚，哄小孩子，農家誰輕易捨得這份開支呀！
眼看熟瓜趕趟似的越積越多，父親著急上火。全家人看在眼裡，跟著心焦。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五姐按照昨晚的商議，裝好了兩半筐瓜，準備去相隔一道嶺的馬道村。心想，那裡有家煤礦，工人那麼多，兜裡還都揣著現錢，這吃食東西肯定好賣。
為了趕早，我們選擇翻山的近路。
出門向山腳下走，這段路是兩三里的平坦寬路。五姐大步流星地挑著擔子，儘管走走歇歇，左肩換右肩，可勁頭十足。但一進入山中的羊腸路就不行了。因她個子矮，長勾擔晃盪著來回在地面刮蹭，我還得在後面扶著，不好挑，還慢。我試試，更不行。五姐索性將勾擔扔進草窩藏起來，我倆一人挎起一個籃子呼哧呼哧喘著粗氣走。
到了馬道村，我和五姐也不待休息，就商量著把瓜果擺到了煤礦生活區門口的大桐樹底下。附近有幾個簡陋的飯店，兩個小賣鋪，除此以外沒見其它的生意。五姐把幾個大而好看的香瓜翻出擺在筐子上面，秤桿依筐靠著。她想喊著叫賣，可嘴張了幾張，卻不會喊。
半晌午十點多，過來一位老大爺和幾個抱孩子的婦女，他們圍著看了看，沒有買。
日爬當頭，老晌午了，一個瓜還沒賣掉。我又渴又餓，姐姐挑出一個小瓜把西瓜掰開，留下少半，剩下的給了我。我們開始後悔來這裡賣瓜，後悔為啥不去高山的集鎮和白楊樹街的大集上呢！
大半天，好不容易迎來一位青年女子。她選了一個香瓜，問好價，讓我們稱重。五姐拿瓜放在托盤，右手提起稱杆，左手一抖一抖地撥動稱錘，那稱杆忽高忽低，總也穩定不住。一不小心，“啪嗒”一聲，瓜掉在了地上。我驚呆了！五姐眼疾手快，迅速托住傾落的稱錘，又從筐裡挑出一個更大更好的。這次他緊緊地抓著秤錘的鼻繩，高高地扶著秤桿，總算稱好了斤兩。
有了開場，我倆都有些興奮。我攥著賣得的兩毛錢說：姐，咱去買點瓜子吃吧？五姐沒有答應。
倆人就這樣坐在瓜筐邊各自守著。可從這以後，一直到半後晌再不見半個人來買！我和五姐一會兒坐，一會兒站，都不說話，又餓。無聊至極，實在不能忍受，我賭氣的從地上拽斷一根狗尾草噙在嘴裡，躲到了旁邊商店的門口。
賣…香瓜！忽然間，我聽到五姐喊了一聲！她滿臉通紅，““賣”字喊的聲音很大，\"香瓜”二字聲音則很小，很弱，很短。
緊接著，賣…瓜…賣香瓜…賣香瓜嘍！這一次五姐喊的很響亮，像唱山歌！
叫賣聲裡，我們又賣出了兩個瓜。
這時聽到煤礦的電鈴聲，一群工人下班了，門口頓時熱鬧起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叫五姐的小名，我倆仔細一看，原來是鄰居來欣叔，他穿著 灰黑的的工作服，臉上也被煤灰染的黢黑，只露白白的牙齒，差點就沒能認出來。五姐驚喜地拿兩個香瓜遞給他吃，他沒有接，只顧扭頭大聲招呼工人們，說：這倆孩子是俺鄰居，這瓜看著不咋樣，吃著可甜！
很快，七八個工人圍了上來，一忽籠兩半筐瓜賣完了！
凱旋迴家，我和五姐輕快地揹著瓜筐一蹦三跳，斜斜的太陽像一輪金色的向日葵追著我們笑！無人的路上，我不時地學著五姐大聲喊：賣瓜…賣香瓜…賣香瓜瓜……
幾天後，我和父親在路上遇到了來欣叔。他說：“老天得兒呀，礦工們吃了你家的歪把子瓜都說好，讓我問問你們啥時候還去那兒賣哩！”
以後，父親每天都挑著一擔瓜去那個煤礦的門口。
那年我和姐姐們早早交了學費，家裡還添置了一張結實又好看的寫字桌。
那年五姐十四歲，我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