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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沙皇的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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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捲入第三次宗教世界大戰(1618-1648 ),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發生衝突,俄國渴望與新教國家結盟,以對抗天主教勢力。

但由於俄國東正教教會,拒絕將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國家,視為完全合法的國家而受到了限制。

大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當莫斯科的精英階層,歡迎丹麥的瓦爾德馬爾王子到來時,這種限制變得令人尷尬,因為瓦爾德馬爾王子是來迎娶沙皇米哈伊爾的女兒伊琳娜的。

這場婚禮旨在確定醞釀已久的莫斯科和丹麥之間的聯盟——瓦爾德馬和伊琳娜早在1640年就訂婚了。

但是期待已久的婚禮告吹了。

在教會領袖的影響下,沙皇堅持要求瓦爾德馬爾,在與女兒結婚前皈依東正教,瓦爾德馬爾王子拒絕了。

隨後瓦爾德馬爾王子被軟禁,直到沙皇米哈伊爾死後,他的兒子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於1645年加冕,瓦爾德馬爾才被允許離開俄國。

與阿列克謝關係密切的伊琳娜婚姻破裂,向新沙皇及其顧問們表明,東正教此刻正成為一個阻礙俄國進步的重大政治障礙。

這一點的進一步證據是,莫斯科東正教理論家,在基督教教條和婚姻問題上,未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瓦爾德馬爾的路德派傳教士。

但是俄國東正教教會內部,正在興起一場改革運動,希望提高神職人員的教育水平,根除腐敗。

眾所周知,虔誠的狂熱者包括尼康。他在1652年成為莫斯科的主教。在沙皇的同意下,在他的頭銜中包括了“主權”一詞。

尼康對俄國教會進行了雄心勃勃的改革,他按照東正教牧首彼得·莫希拉制定的路線,對俄國教會進行了改造。彼得·莫希拉之前改革了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基輔牧區,以應對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帶來的挑戰。

彼得·莫希拉,是摩爾達維亞魯勒的兒子,他在1633年成為基輔牧首,並努力改革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東正教。他從神職人員的教育開始改革。

大明崇禎五年,西元1632年,莫希拉合併了兩所現有的東正教青年學校,建立了基輔學院——烏克蘭第一所西式教育機構,在結構和課程上模仿了當時的耶穌會學院。

羅馬在特倫特會議上,發起的天主教改革(1545-1563),成為莫希拉改革英聯邦東正教的靈感和典範。

天主教對東正教的影響,在新的禮拜儀式創新和信仰告白中隨處可見——東正教所缺乏的一種東方基督教教義問答。

一本正統的教義問答手冊,是在17世紀40年代,由一群知識分子在莫希拉的指導下編寫的,並且得到了教會理事會的批准。

1643年,教義問答手冊被東正教教會正式批准發行。莫希拉和他的學術圈,成為整個東正教正統世界信仰的教條和官方闡述。

基輔作為東正教學習中心的崛起,發生在莫斯科和它的教會幾乎完全孤立的時候,基輔教會對他們在國外的東正教同伴所面臨的挑戰視而不見。

但是年輕的沙皇阿列克謝,改革他的教會的願望,改變了莫斯科政府對基輔及其教義的態度。

這一點在出版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

1649年,莫斯科印刷商根據彼得·莫希拉的正統信仰告白,出版了一份關於《信仰條款》的簡要教學綱要。

莫斯科東正教,正重新加入東正教世界,現在由基輔的神學教義來定義。

這一發展具有一定的諷刺意味。莫斯科人試圖透過迴歸東方教會,教父們所說的未被玷汙的文字中,所呈現的基本信仰,來解決他們的教會自我孤立所帶來的問題。

但是這需要檢查古希臘文字的莫斯科譯本。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製作修訂版。

由於莫斯科沒有合格的翻譯員,他們被從基輔召來,帶來了基輔對希臘文獻和東正教的理解。

基督教改革的基輔願景和傳統主義的莫斯科觀點之間的衝突,將在莫斯科東正教會和俄國社會中帶來深刻的分裂。

莫斯科神職人員轉向基輔,這似乎是他們前往東正教的路上的一個偶然的彎路,與烏克蘭出現的一股新力量相吻合,這支力量不僅在宗教上,而且在政治上對與莫斯科的密切關係感興趣。

這支力量就是cossackdom及其建立的國家hetmanate。

大明永曆二年,西元1648年春天,烏克蘭爆發了新的哥薩克起義,這是自16世紀末以來的第七次。

哥薩克人在15世紀開始時,是獵人和強盜,現在正在成為俄國一支主要的戰鬥力量,並要求俄國聯邦政府,給予他們特殊的權利和特權。

1648年12月,起義的領導者,經驗豐富的哥薩克軍官赫梅利尼茨基,莊嚴地進入基輔城。

基輔學院的教授和學生稱讚他是俄羅斯人民的摩西,是他們從波蘭枷鎖下的解放者。

基輔的東正教主教牧首,也歡迎赫梅利尼茨基。更重要的是,伴隨牧首而來的,是一位不亞於耶路撒冷大主教派西奧斯的領袖。

牧首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打算向沙皇尋求財政支援。這時他被反叛的哥薩克人攔截,並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命令下,被帶到基輔,期待他隆重進入俄羅斯“王子”和俄羅斯“東正教”的古都。

paisios並不介意,他稱赫梅利尼茨基為“傑出的王子”,從而給予新統治者教會的祝福,並與赫梅利尼茨基,討論建立一個由東正教勢力組成的世界聯盟,這個東正教聯盟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開始。

赫梅利尼茨基並不需要什麼鼓勵。

當他在1648年6月,他給莫斯科沙皇寫第一封信時,他將哥薩克起義描述為反抗“古希臘信仰”壓迫的鬥爭,並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土地上有一個像沙皇陛下這樣的專制統治者,正統的基督教沙皇。”

赫梅利尼茨基希望莫斯科直接進行軍事幹預,以實際行動支援哥薩克人的反抗。他請求即將離開基輔,前往莫斯科的主教派西奧斯代表他與沙皇交涉。

派西歐斯希望促成一個新的東正教聯盟,於是很高興就答應了。

派西歐斯要求沙皇“將哥薩克人置於他的高壓之下”,併為哥薩克人提供軍事援助,所有這些軍事援助都要以俄國東正教的名義進行。

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對介入哥薩克的事情非常謹慎。

有人向信奉宗教的主教解釋說,沙皇不能按照赫梅利尼茨基的要求去做,因為作為一個基督教統治者,他受到1634年與英聯邦簽訂的和平條約的約束。

只有當哥薩克人獲得瞭解放,他才能將他們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

否則,如果他們因為東正教信仰而受到波蘭人的迫害,沙皇可以允許哥薩克在俄羅斯定居。

沙皇似乎陷入了一個宗教困境——是違揹他對一個基督教同胞(但不是東正教)統治者的誓言,還是保護他的東正教同胞。

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將置身於烏克蘭衝突之外。

因為,俄羅斯不準備與一個近幾十年來,不止一次打敗過它的國家開戰,這個國家甚至還設法在莫斯科部署了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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