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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們坐著敞篷船，順著石岐河，搖著櫓，從縣城趕到翠微村。
——摘自《怪物的愛情》（以上為楷體）
前腳還沒踏進辦公室，餘鋒就聽到一陣不依不饒的電話鈴聲。
餘鋒拿起桌上的電話，耳膜闖進一陣清脆女聲：“你好！餘警官嗎？我是《眼鏡蛇報》的記者……”
“《眼鏡蛇報》？”餘鋒愣了一下，腦海裡聯想到《森林報》之類的兒童刊物，那是他給女兒買過的唯一一本童話書。
“是《引進時報》，”對方認真糾正著，“我們可是正規新聞媒體。”
“哦，”餘鋒對這個陌生的媒體不感興趣，“你有什麼事？”
“我希望採訪褚文福案。”
案發以來，各種訊息擴散速度極其驚人，餘鋒微信上的絕大多數留言，都是媒體要求採訪的。微博、抖音、朋友圈，也全是這個案子，各路自媒體和全國各地的網紅們一哄而上，彷彿圍獵屍體的一群群蒼蠅，聒噪不休，每天在網路上手機上蹭熱度，博眼球，賺流量，然後變現。
門口出現一個面孔白淨戴眼鏡的年輕人，那是黃局長的秘書小吳。秘書輕輕敲了一下門，對餘鋒做了一個開會的手勢。
“對不起。我現在要去開會，具體案情請等待官方新聞釋出會。”
“可是……”對方明顯還不死心，似乎正在醞釀新一輪的說辭。
趁著對方猶豫之際，餘鋒趕緊結束通話電話，拎起手提電腦。
透過掛著著藍色“集中辦案區”牌子的玻璃門，餘鋒注意到黃局長的位置還是空的。幹刑偵20多年的徐副局長已經在座位上，撫摸著花白的頭髮，慢悠悠地抽著煙。那是升遷無望的人身上特有的一種頹喪氣息。
餘鋒走上彙報席，把自己的手提電腦接上投影儀。
黃局長推門走進會場，在位置上坐下，把帽子放到桌上，抬起國字臉，環視會場一週。會場氛圍馬上為之一變，每個人都開始端正自己的坐姿，表情變得收斂而矜持。
餘鋒移動著滑鼠，幕布上顯示出褚文福的個人資料。
“等等，我先說兩句。”黃局長舉手向餘鋒做了一個阻止的手勢。
“同志們，今天，我們在這裡召開專案偵破工作動員部署會。正值我市建市四十週年之際，又恰逢政府換屆的關鍵時期，發生了這樣的惡性案件，與全市歡樂祥和的氣氛極不協調！案件引起了社會恐慌，這在全國都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手段殘忍！影響惡劣！上級非常重視，要求快偵快破！從今天開始，刑警支隊全員取消休假！我宣佈，專案組正式成立。我擔任組長，徐副局長任副組長——”
他掃視著會場，目光最終落在餘鋒身上。
會場的目光不知不覺都跟隨著局長，集中在餘鋒身上：“餘鋒同志，你擔任常務副組長，具體偵破工作由你全權負責，集中刑偵、技偵、網偵等所有資源，多警聯動，儘快破案！下面，請餘鋒陳述案情。”
餘鋒走回發言席，點選著滑鼠：“被害人褚文福，42歲，筆名文夫，省作協簽約作家。家住本市紅霞裡小區。”
“你們是多年好友吧？”黃局長輕輕感嘆了一聲，看著大螢幕上褚文福的照片，“調取周邊的監控錄影了嗎？”
“周德純？彙報一下。”餘鋒問。
名叫周德純的年輕刑警站起來彙報：“進入野鶴島，必須經過海誓橋，橋頭的出入口都安裝了高畫質攝像頭。”
“那不就簡單了？”黃局長舒了一口氣。“兇手要麼行走在斑馬線上，要麼坐在往來的一輛汽車裡。”
“但那天海貝大劇院上映話劇《捕鼠器》，人流非常大。除了行人，進入野鶴島的社會車輛實在太多，車上人員也要一一排查。這都要大量的時間。”周德純露出一臉畏難的表情。
“就是說，我必須先鎖定嫌疑人，然後再請你在攝像頭裡搜尋印證？是不是？”餘鋒問。
周德純像是上課睡覺被老師叫醒的學生似的，不敢對視，低頭小聲解釋道：“如果沒有提供甄別的特徵，怎麼知道那麼多人裡，誰是兇手？”
“島的東邊是大劇院，可西邊卻是森林公園，案發時間是深夜，行人很少，能不能利用手機定位，鎖定那個時段在現場附近的可疑人員？”餘鋒問。
“這個我可以試試。”周德純趕緊用力點頭。
“你現在就去！”餘鋒毫不客氣地把周德純趕出會場。
周德純剛垂頭喪氣地推門出去，痕檢員裴勇男和法醫楊媛就一起匆匆跑進來，把剛剛列印的報告分發給大家。
“快介紹一下鑑定結果。”餘鋒離開投影儀，回到自己座位上，催促道。
“初次屍檢完成，確定為他殺。”楊媛大喘了幾口氣，開始彙報：“屍斑儘管淺淡，但主要集中在背部，說明屍體未被移動過，野鶴島是第一現場。”
“致命傷在哪裡？”
“肝臟被切割後，引發動脈急性大出血，導致被害人三分鐘內昏迷——也正是因為是急性失血，所以屍斑淺淡。”
黃局長馬上追問：“被殺後取走肝臟？還是活體取肝？”
“肝臟連著動脈，如果活體取肝，心臟還在跳動，會有明顯血液噴濺現象——”楊媛拿起鐳射筆，點著螢幕照片上紅色地毯一樣的血汙。
“所以，結論是——”餘鋒惡狠狠地催促著。
“活體。”
會議室裡頓時響起一片唏噓。
餘鋒狠狠用拳頭堵住嘴巴。太殘忍了，這是赤裸裸的虐殺！如果任由兇手逍遙法外，那麼這將是他從警生涯的最大恥辱！如果可能，他真想把兇手的肝臟也挖出來，放到文夫靈前！
黃局長咳嗽一聲，唏噓聲靜了下來。
“……簡直就是活體解剖！”黃局長感嘆道：“這是我從警三十多年以來，少見的殘忍的案子！”
“死者身上發現了幾處輕微的反抗傷，打鬥過程不明顯，”楊媛接著彙報說：“身上沒有繩索捆綁的痕跡，可能是用電擊，或麻醉的方式，先讓死者失去反抗能力。”
“到底是電擊還是麻醉？不能確定嗎？”黃局長不滿地問。
“屍體發現的時間有點遲，無法透過體液鑑定確定。也沒有發現明顯的電擊傷。”
“會不會是麻醉？”
“還不能確定。”楊媛遺憾地搖搖頭。“但死者還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因為死者手掌裡發現的毛髮帶毛囊，說明是被撕扯掉的……”
“帶毛囊？”現場幾個刑警都眼前一亮。
“是的，死者指甲裡還發現了人體面板組織。這些都可以做DNA鑑定。”
“肝臟呢？找到了嗎？”黃局長問。
“沒有。”裴勇男回答，“我們在溪流裡和周邊都搜過了，沒有任何發現。”
“會不會拋入水中，沖走了？”黃局長問。
“現在是枯水期，水流極其緩慢，別說三斤重的肝，就是一片樹葉都漂不了多遠。”裴勇男解釋說。
“既然兇手不怕麻煩地割下肝臟，那帶走的可能性更大吧。”楊媛補充道，換了一張圖片，大螢幕上出現一把開啟的黃色裁紙刀。“這是屍體旁發現的那把裁紙刀。”
“這就是兇器嗎？”黃局長看著照片問。
“肯定不是兇器。裁紙刀尺寸與屍體傷口完全不吻合。應該是受害人生前自己使用的吧。”楊媛說。
“那麼，還沒有找到兇器嗎？”黃局長問。
“沒有。”
“現場沒有發現兇器，是正常的。”餘鋒調整著情緒，解釋說：“如果是計劃周密的謀殺，兇手會事先準備兇器，作案後會帶離現場。”
裴勇男說：“我建議儘快從省上調配更多警犬，協助我們現場搜尋，一旦下雨，現場就被破壞了。”
“好。儘快吧。”黃局長用眼神把任務丟給坐在會議室角落的秘書小吳。小吳馬上拿起手機走出會場，去聯絡省公安廳了。
“死亡時間可以確定嗎？”黃局長問。
“死亡時間在案發當晚的22：15左右。”
“準確嗎？”
“應該很準確。”楊媛自信地說，“眼球化學測定法，結合蛋白質測定。”
餘鋒問：“有沒解剖胃？裡面都有什麼？”
“當天下午六點左右吃的最後一頓晚餐。都是一些野菜。”楊媛說。
“什麼野菜？蘑菇？”餘鋒想起燒烤爐上的蘑菇。
“除了蘑菇之外，還發現了一種野菜，估計是顛茄。”
“顛茄？”餘鋒重複著。
“對，一種常見的野草，含有莨菪鹼之類的有毒物質……”
“有毒？”
“死者並沒有中毒跡象。可能只是少量誤食，不足以致命。”
彙報完畢後，楊媛在餘鋒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來，小聲耳語道：“按您的吩咐，屍體用小針縫合，針腳很細，也儘量減少切口。”
餘鋒感激地點點頭。
“另外，在屍體脖子上發現了這個，”楊媛遞過一個小號物證袋，裡面裝著一個鼓鼓囊囊的慄紅色綢布小袋，上面繡著“消災免難，一路平安”八個金色隸書。看起來應該是裝著平安符或香灰之類的護身符。
死者身上的護身符——真是莫大的諷刺！餘鋒在心裡嘆息著。
“怎麼處理，歸還給家屬嗎？”楊媛低聲問。
“尊重死者，放回原位吧。”
“掛回脖子上？”
“嗯。”餘鋒嗓音帶著哽咽，“保佑他，一路……平安。”
“痕檢呢？還有什麼發現？”黃局長問。
裴勇男彙報說：“青苔上的腳印與地毯上的腳印紋理一致，明顯是同一個人留下的。”
“會不會是死者的腳印？”黃局長問。
“不是，這兩個腳印的鞋底花紋與褚文福的登山鞋明顯不一樣。”
“那麼，腳印會不會是兇手留下的？”
“極有可能是兇手的。”裴勇男回答。
“現場發現什麼可用的線索了嗎？”
“線索比較多。”朋友們取出一份現場勘查記錄，“屍體旁發現了一把疑似兇器的裁紙刀，死者手裡發現了毛髮，青苔上和地毯上發現兩個腳印，燒烤爐旁發現了餐巾紙，都在化驗中，最終的結果還要再等等。”
“抓緊時間！”餘鋒說。
不知不覺，會議進行到深夜。菸灰缸裡已經塞滿各種牌子的菸頭，屋內早已變得煙霧繚繞。黃局長看看錶，說：“餘鋒，你試著還原一下案發過程吧。”
聽到黃局長叫自己，餘鋒從座位上站起來，再次走上彙報席，開啟記事本，翻開其中一頁，看了一眼，沉默了幾秒，表情變得凝重起來：
“監控顯示，3月18日15時35分，褚文福的捷達車經過海誓橋上島，在島上開始露營。6點左右吃了在現場採摘的蘑菇和野菜。當日深夜，兇手途經唱晚亭潛入案發現場，期間在河灘青苔上留下半個腳印。趁受害人在河邊洗臉的時候，兇手利用某種手段，例如電擊或瞬間麻醉等方式，使受害人喪失抵抗能力。然後走進帳篷，在地毯上留下一個完整腳印，在帳篷裡，兇手打過一次噴嚏，擤了一次鼻涕，紙巾不慎掉落在燒烤爐附近。從兇手的行動軌跡看，他似乎在尋找什麼……”
黃局長打斷了他的推理：“等等，兇手麻醉受害人後，沒有先殺受害人？”
“沒有。”
“你為什麼這麼肯定？”
“剖屍割肝時，肝門處的動脈必然斷裂，噴射的血液肯定會沾染到兇手身上和腳上，現場沒有發現這樣的成趟的血足跡，所以，我推測是先去帳篷找什麼東西，然後再殺人。”
“也可能是死者的腹腔遮擋了血液的噴濺，”楊媛補充說：“摘取肝臟後，如果兇手迅速逃離現場，此時大面積的血泊尚未形成。”
“我猜想，兇手在找到想要的東西之前，不想先殺死受害人。”餘鋒說。
“兇手尋找什麼？”黃局長若有所思地問。
“手機！”裴勇男和楊媛異口同聲地脫口而出。
“極有可能，”餘鋒點選滑鼠，大螢幕上顯示出一個黑色的充電寶，“帳篷裡只發現了充電寶，卻沒有找到手機。”
“為找手機而殺人，就涉及到作案動機了。”黃局長吸了一口煙，“是財殺？情殺？還是仇殺？”
會場靜下來，大家對這個問題都沒有什麼頭緒。
“心肝脾肺腎，”黃局長歪著頭，思索著，“幹嘛非要挖肝？”
角落裡一個聲音插話道：“我覺得，肯定是情殺。”
餘鋒看了一眼，那個人是坐在後排的袁莨。
“我覺得不是情殺！”楊媛馬上反駁道，“在東方文化裡，如果是情殺，挖的應該是心，而不是肝！”
“也許本來就是挖心，但因為經驗不足，搞錯了？”袁莨說。
嚴肅的會場一下子鬨笑起來。
楊媛瞪了袁莨一眼，驅趕著飄到眼前的煙霧。
“報告！”袁莨歪叼著煙，繼續說，“我申請加入專案組。”
“這麼多年，你可從沒這麼主動過啊。”裴勇男露出驚訝的表情。
袁莨主動請纓的態度，也讓餘鋒感到驚訝。基層派出所一向人手緊張，以往讓他們參與偵辦刑事案件，歷來都是推三阻四的。
“這樣的惡性案件發生在我的轄區，我這個派出所所長是要負責任的。我責無旁貸。”袁莨說。
餘鋒抿抿嘴，沒有說話，把目光轉向黃局長。
黃局長微微皺著眉頭，慢條斯理地點菸，把菸灰缸拉近一點，輕輕彈著菸灰。
“黃局，您什麼意見？”餘鋒催促道，他不願把寶貴的黃金72小時消耗在人事安排上。
黃局長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看看手錶：“你定吧，專案組有權調動所有警力。”
“那我先接著說吧！找到想要的東西后，兇手回到受害人那裡，殺人剖肝，然後直接離開。所以沒有踩到血跡，也沒有留下血足跡。整個過程動作麻利，下手狠毒……”
“下手狠毒？”黃局長摸著下頜，“能對兇手做個初步畫像嗎？”
餘鋒也再次翻看著記事本，用緩慢的思考語調說：“初步判斷，行兇者是男性，壯年，體毛濃密。性格兇殘，具有異於常人的犯罪心理素質，說明有過重大犯罪經歷。從職業經歷來看，他可能當過外科醫生、執業獸醫或職業屠夫。”
與很多刑警不同，餘鋒依然堅守傳統的辦案方式，擅長透過犯罪心理行為學還原案發過程，推測嫌疑人的職業背景、性格習慣甚至體貌特徵——這是局裡新生代刑警們難以企及的。短短二十年的時間，“犯罪心理畫像”已經從一個高大上的新名詞，慢慢變成一套華而不實的迂腐理論，用武之地也越來越少。新生代刑警們依賴技術的程度越來越高，有的甚至已經到了儀器出什麼結果，就下什麼結論的地步。就像許多西醫門診，幾乎都不正眼看病人，只會開檢驗單、化驗單。B超、彩超、CT和核磁共振一旦故障就沒法看病。在辦案實踐中，大多數刑警的真實想法是：在監控裝置面前，在DNA之類高科技面前，什麼犯罪心理學、犯罪邏輯學、犯罪行為學，統統不用學——遠的不說，就是剛剛，黃局長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調取周邊的監控錄影了嗎？”
“另外，他患有過敏性鼻炎。”餘鋒合上記事本，“對動物毛髮過敏。”
會場發出一片嘖嘖的讚歎聲。
“有這麼細緻的畫像，可以直接縮小偵查範圍，案子就好辦多了。”黃局長似乎有點喜形於色，饒有興趣地追問，“有這麼神奇？連鼻炎都知道？”
“沒什麼神奇，紙巾裡發現了毛髮纖維。”餘鋒讓一份初步檢驗報告顯示在幕布上。
“那你是怎樣判斷出兇手職業經歷的？”黃局長問。
“從剜取肝臟的刀口看，兇手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手法十分嫻熟，位置判斷十分準確，只有外科醫生、執業獸醫或有大型哺乳動物宰殺經驗的職業屠夫才能做到。”餘鋒扭頭看了一眼身後的袁莨，“所以，兇手絕不可能把肝臟和心臟搞錯。”
“我有個疑問，”一名年輕刑警問，“現在的屠宰場全都自動化了：只要一頭豬站上流水線，淋浴，擊暈，宰殺，放血……出來就成了半成品，哪裡還有屠夫這種手藝人？”
“兇手如果曾經做過屠夫，那麼年齡還要再做個界定。”餘鋒補充說，“35歲以上。也就是在流水線普及之前。”
“反正凶手不會是女人，”楊媛似乎正在強忍著咳嗽，“哪會有體毛那麼重的女人。”
“那也未必。如果有共犯，也可以是女性。”徐副局長慢悠悠地提醒道：“對兇手的性別判定，可不要先入為主。”
這幾乎是徐副局長會上唯一一次的發言。在仕途上已經“船到碼頭車到岸”的心態，讓他對案件提不起什麼興趣。會上大多數時候，他就這麼優哉遊哉地鬧中取靜，打著瞌睡。幹了大半輩子，沒犯過什麼大錯，也沒立過什麼大功，只要安安穩穩再混上幾年，就可以在副局長的位置上退休了。
“過度損害屍體，意味著情感的宣洩。”袁莨篤定地接過徐副局長的話說，“如果是女性，應該是情殺無疑！”
“情殺……”
一瞬間，餘鋒腦海中掠過一張白皙的鵝蛋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