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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順利實現，黨及時決定從1953年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的主體是國家工業化。同時，我國社會生活中也出現和積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這樣就把對國民經濟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中央經過近一年的醞釀，形成和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是“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其主體任務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兩翼分別是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體和兩翼是不可分離的整體。
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伴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宣傳，1953年，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計劃、成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邁開了步伐。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前就已啟動。1951年9月，黨中央制定《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過渡時期總路線公佈之後，1953年12月，又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就是在這兩個決議的指導下穩步前進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互助組。1953年9月以後，進入以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的階段。由於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後，出現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矛盾，引發糧食價格劇烈波動。經過反覆權衡，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決定，接著實行油料的統購和食油的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的統購和棉布的統購統銷。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加快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後，農業合作化形成高潮。到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透過國家資本主義途徑實現的。在1953年底以前，著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和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從1954年起，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階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4年底，國務院決定採取“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以解決公私之間的矛盾；按行業採取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的辦法實行合營，加快了改造私營工業的步伐。到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
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般都經過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三個階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業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階到高階、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地進行。國家堅持貫徹自願互利原則，力求把合作社辦得對生產者、國家和消費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國基本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
從1953年開始，經濟建設工作有計劃地在全國展開。全國城鄉迅速形成參加和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熱烈氛圍。這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對工業化的無限憧憬，激發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從未有過的勞動熱情。“每一秒鐘都為創造社會主義社會而勞動”——這種充滿時代精神的號召，生動反映了工業化目標所激發的建設熱情。新中國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改變。工業建設戰線喜報頻傳。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基礎工業部門一個個建立起來，一大批工礦企業在內地興辦。舊中國重工業過分落後的面貌和不合理佈局大大改觀。五年間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已確立。至此，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在黨的帶領下，中國這個佔世界1/4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的深入，對於我國建國初期歷史約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更多學者採取了實證性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對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私營金融業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並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點與不足；另一方面，將1953年以後的改造運動與當時經濟發展戰略和工業化的主客觀環境聯絡起來，分階段、分行業的進行實證性的研究與分析，就“一五”期間的客觀經濟狀況而言，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決定了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又決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同時，三大改造的提出與工業化還存在相悖的一面，即脫離生產力水平的改造速度和改造目標。三大改造對工業化的積極作用包括：在基本建設投資金額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維持了資金和物資的基本平衡和市場的基本穩定；在當時的環境下，幫助私營企業克服生產任務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難等。其消極作用包括：經過對資改造，私營企業也同原有公營企業一樣，難以進行獨立的經濟核算，影響了品種的更新、質量的提高和固定資產的更新；使農業增長速度放慢，從而也影響了工業化的速度等等。三大改造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在“一五”期間特別是前4年，積極因素是主要的；1957年以後，消極因素逐步佔居主要方面，這種消極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突出。由於以往對於三大改造的兩重性缺乏深入探索，將其中符合我國曆史條件所採取的一些作法和“一五”期間宏觀決策正確、實施合理所帶來的成就，簡單地套用社會化大生產需要擺脫私有生產關係束縛的一般原理加以解釋；將針對特殊歷史條件的部分具體作法上的意見分歧，簡單地、普遍地歸結為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從而導致了理論與中國社會實際的偏離。對於農業合作化的背景以及合作化的不同階段也作了具體分析。對於不同行業特點的手工為改造予以了不同的評價，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物件、改造的方式與階段也開始作具體的分析與評價，並且正力求透過微觀的實證分析使論證有充分的說服力。
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域性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