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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是明代馮夢龍所編的一部宋、元、明“話本”和“擬話本”的總集。馮夢龍還編有同樣性質的另外兩部總集：《喻世明言》（也叫《古今小說》）和《醒世恆言》。文學史家一向把這三部總集合稱為“三言”。 所謂“話本”和“擬話本”，其實都是短篇小說。“話本”起源於宋代（特別是南宋）“說話人”（即說書人）所用的底本，更確切地說，是專說“小說”的“說話人”所用的底本。“擬話本”則是後代（主要是明代）文人摹擬“小說”話本的體制，繼承“小說”話本的傳統而寫出來的作品。 宋代（特別是南宋）的一些大都市，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市民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日益佔有了重要的地位。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會產生出各種適合他們要求的東西。“說話”是一種民間伎藝，唐代都市中已經相當流行，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更加盛行在一些大都市中間，聽眾主要是市民；聽“說話”，成為市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說話”伎藝當中，分成好些“家數”，最主要的是“小說”和“講史”兩個“家數”，而“小說”更是主體。“小說”所說的主要是現實生活，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為主角的短篇故事。“講史”所說的則是歷史故事，是以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英雄好漢之類為主角的長篇故事。這兩種“說話”特別受到廣大市民群眾的歡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階層要求從自己的眼光來認識現實生活和認識歷史這樣兩個方面的願望。 “說話”伎藝是一種民間口頭文學，主要的是靠“說話人”在講說時進行口頭創作。但是他們仍然有一種文字記錄的底本，極簡單地記下了故事的主要梗概，以供他們檢閱備忘，或者作為講說之前進行準備的提綱，或者作為傳授徒弟的教本。“說話人”所用的這種底本，便被稱為“話本”。最初的“話本”僅僅掌握在“說話人”手裡，內容很簡陋，還不能離開口頭文學而獨立地存在，不能在社會上獨立地流行。但是，隨著“說話”伎藝的發展；隨著聽眾要求的不斷提高，口頭創作過程中一些較成熟的經驗必然會不斷地用文字記錄鞏固下來，積累起來，增加到底本上去。這樣，實際上就成了集體地、長時期地對那些底本進行藝術加工的過程。一些與民間“說話人”有聯絡的，或是對於民間文學有興趣的文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參加了藝術加工的工作。有所謂“書會”，便是這些文人和“說話”藝人合作起來，對“說話”所用各種底本進行編輯整理的一種專業性的組織。 上述藝術加工過程達到一定的完美程度，那些“說話”底本便作為書寫文學而從口頭文學逐漸脫離開來，獨立地在社會上流行起來。這種文學集中了長時期的群眾的藝術創造的天才，在思想性藝術性各方面都有著新穎的、優秀的表現，當然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從而也就更廣泛、更強烈地吸引了文人的注意。“講史”所用的底本，經過文人的進一步整理加工，後來就成為各種長篇歷史小說；例如《水滸》和《三國演義》，便是這樣產生的。“小說”所用的底本，經過文人的進一步整理加工，也便成為正式的短篇小說，被收集在各種總集裡面。從此，“話本”這個名字便專指從“小說”話本的基礎上加工起來的短篇小說，而文人摹擬“小說”話本的作品也就被稱為“擬話本”。 “話本”最初還是以單篇的形式流行。彙集許多單篇“話本”，刊印成書，大致起於明代中葉前後。明嘉靖時人洪梗輯印有《清平山堂話本》。後來又有一種《京本通俗小說》出現。馮夢龍所編的“三言”，則出現在明代的末葉。“三言”收輯較廣，選擇較精，不僅包含宋、元以來相傳的舊“話本”，而且包含了明代民間藝人和文人（包括編者馮夢龍自己）的作品在內。編者對於所輯印的作品，也統一地作了一番整理和加工。因此，“三言”可以說是“話本”小說的集大成的總集，是後人研究“話本”小說最主要的寶藏。 “三言”原來大約擬定總題為《新刻古今小說》，等到第一輯出版以後，才重新定下了三個書名。所以第一輯原稱《古今小說》，後來才改為《喻世明言》。第二輯《警世通言》，出版於明天啟甲子（一六二四年）。第三輯《醒世恆言》，出版於明天啟丁卯(一六二七年）。三輯各收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 “三言”的編者馮夢龍，是明末清初江蘇吳縣人。他是民間文學的熱烈愛好者、蒐集者和研究者。他自己也是一個出色的通俗文學作家。他曾經編輯出版過《山歌》和《掛枝兒》等民間歌曲集，增補過羅貫中的長篇小說《平妖傳》，改作過“講史”《新列國志》。他又是多產的戲曲家，除自己編寫的而外，改訂別人的作品多至幾十種。在他的所有一切工作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三言”的編印。 應該指出，“三言”當中，馮夢龍自己的創作所佔的比例是相當大的。在明代末葉，擬作“話本”漸已形成風氣。例如，和馮夢龍同時的另一作家凌濠初，於《醒世恆言》出版的同一年，也出版了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初刻》，明崇禎壬申（一六三二年）又出版了“二刻”，他就宣告瞭全是自己的創作。凌濠初這兩部小說集，被文學史家合稱為“二拍”。“三言”“二拍”習慣連稱，都是研究中國古典白話短篇小說的重要資料，不過後者的價值是要低些。 馮夢龍對於他所編的全部作品，作過了一番統一的整理和加工。大致有三個方面：首先，他把各篇的題目全部改過，按照章回長篇小說回目的樣式和體例，同樣編成兩兩對偶的回目，不過每一組裡面實際上還是各自獨立的兩篇，並沒有什麼聯絡。這是一種新的編輯方法，對於後來“話本”小說的作者和編輯者有很大的影響。他在若干篇的改題之下，註明了舊本的原題，這對於研究者也很有用處。其次，他對許多舊傳“話本”的文字作了必要的修訂，主要是刪去了那些適合於“說話”伎藝表現方式而不適合於小說的，或者擺在小說裡面就顯得多餘累贅。的詞語。這些修訂之所以是必要的，因為大致都是能加強舊本的藝術性的。最後，就是根據舊本加以重寫，有些還保留了舊本的一部分，有些已經等於重新創作，僅僅採取了舊本的人物、情節和故事而已。 “三言”裡面的作品，總的來說，都富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特別反映出當時市民階層的情感和意識。當然市民情感和意識本身，也就有著庸俗的、封建的一面，而這一面也會在作品當中表現出來。但民主主義思想因素，人道主義精神，和樂觀積極情緒，以及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揶揄嘲諷態度，則在作品中是佔著主導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