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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紛繁複雜的國際舞臺上，美國發現自己面臨著新世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從全球化的湧動潮流到恐怖主義的崛起，這個時代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國家安全的本質。
我們已經分析了美國可能採取的應對措施，從部署經濟和政治力量到應對新型衝突的挑戰。讓我們一同探索，如何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找到穩健而富有遠見的方向。
美國可能在新世界中，透過部署經濟和政治力量來定義新角色的可能性。
考慮到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需要，美國往往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其全球利益目標。
歷史上的大國只有在擁有主權的情況下，才能成功地維持其地位。今天的美國實際上是缺乏大戰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穿著拖鞋的胡塞武裝，敢向美國航母艦隊發動攻擊。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世界上許多人將其視為一個無目的的權力，一個只是在宣告而不是傾聽的國家，因此存在著巨大的危險。
如果不理解全球化、資訊化和主權與衝突變革的本質，對國家安全進行探討是徒勞的。為了應對前兩者的變革，我們需要在中東採取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大膽外交政策，以確保能源安全。
制定國家安全戰略，需要深刻理解衝突參與性質的變化，這很大程度上要求理解民族國家主權。
在歷史上，戰爭是由擁有固定邊界的統一國家軍隊之間進行，以爭奪政治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爭規則逐漸演變，例如日內瓦公約和國際法闡明瞭人道待遇、遣返的準則以及非戰鬥人員的權利，反對使用酷刑等。
然而，21世紀的戰爭看起來已經不同。當一個國家解體時，像前南斯拉夫那樣，地理邊界可能會扭曲甚至消失。在當前的恐怖主義時代，我們經歷了由沒有政治議程、只有毀滅目的的武裝非國家代表實施的暴力。
隨著衝突性質的變化，確保安全的手段也必須改變。新形式的暴力類似於戰爭，但與歷史標準不同。
這種新衝突更像犯罪，但也不盡相同。
這種新型衝突被稱為恐怖主義。然而，貼上恐怖分子標籤是很誘人的，美國在追求可疑理論時擁抱了可憐的盟友，認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
儘管美國擁有巨大的軍事和技術優勢，卻沒有保護美國免受這種非國家、不對稱的新衝突形式傷害的手段。
科技的飛速進步，可能誤導我們認為——我們是安全的。對技術的過分信任，不應忽視戰爭轉型時代的創新，對技術的信仰不能束縛我們的想象力，也不能讓我們安然入睡。
美國目前正試圖將新形式的衝突，納入傳統襲擊類別，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應對它們。美國對第一次恐怖襲擊的反應是宣佈“反恐戰爭”，但在美國國內外，都認為反恐應該是一場雙線戰爭。
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的長期影響。例如，在阿富汗，美國支援了聖戰者在1980年代對抗蘇聯。但當蘇聯人撤離時，美國也撤離了，權力真空，最終導致塔利班接替了基地組織。
一個國家在大多數戰爭、和平管理、建立自由民主和擴大機會的過程中，作出的國家選擇往往更為重要，但也更加複雜。
這個新世紀需要更清楚地瞭解，新的威脅以及造成這些威脅的原因。誰是美國的敵人，以及為什麼敵人憎恨美國，對美國來說已經變得更加重要。
相比之下，貧窮、疾病和絕望的作用，變得更加突出。文化差異的角色也變得至關重要——一些人對美國的流行文化發出仇恨之聲：“帶著你的健康電影回家吧。”
這種仇恨不僅涉及美國的財富、力量、傲慢和資源浪費，還包括流行文化的影響，成為更大的政治因素。
在伊拉克，美國人親身經歷了，由解放者變成佔領者的身份轉變。“解放”帶來的好處，很快就被1998年後美軍在伊拉克戰場的不斷失敗所淹沒。一夜之間，曾經的解放者，變成了伊拉克佔侵略者。
在歷史上，個人和國家只有在遭受攻擊後，才被要求行使自衛權。然而，為了防止自衛權，被錯誤地用於無端侵略或“預防性”戰爭的辯護，國際準則要求威脅是直接的、不可避免的，以證明正當的先發制人。
美國提交的證據顯示，美國在伊拉克並沒有找到發動戰爭的合法依據——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然而，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美國將走向何方？先發制人的原則，是否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如果美國堅持先發制人的政策，那麼下一個被先發制人的目標是誰？
這一問題的起源，源自小布什政府時期。從2001年9/11襲擊事件到2003年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逐漸演變。
在2001年9月20日，美國宣稱：“我們對歷史負有責任，回應這些攻擊，讓世界擺脫邪惡。” 這反映了里根總統對“邪惡帝國”構想的呼應，並預見了他所謂的“邪惡軸心”。
繼續深入研究新的衝突形式並納入傳統範疇，以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美國，對於應對這個新世紀的威脅至關重要。
美國現在表現出的複雜性，與20世紀的明確意識形態鬥爭不同，當前的挑戰更加複雜。
在時代長河中，美國站在前所未有的歷史關口。美國當下焦慮的心態，正是對這種無法完全把握的歷史大勢的焦慮。
正如曾經的衝突形式已演變為更為複雜的威脅，我們不能停滯不前。
唯有在理解敵人、洞察全球變化之際，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