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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春秋》到《史記》（下：相依相咬，唇齒秦趙）
1、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瘟疫流行。
自古以來，靈異暗示與科學規律，總是出雙入對，如影隨形。它們共同左右著古代先民的決策和行為。天地之間時常生髮奇異現象，隨後上至帝王，下到百姓，總會因此透過接收到各種神秘資訊。人們且信且疑，又愛又怕，直至看到災疫來臨，或者盛事繁華。久而久之，天地異象對應的人間盛衰，便被有心人總結、整理，名曰“讖緯”，進而形成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更甚者建立了獨門學術流派。這類專門記述和解釋神秘現象、陰陽異動和預言警句的“讖緯之學”，從形成之日起，便受到社會關注，時而被追捧，時而又被打壓。
《考異郵》便是一本關於“讖緯”的古代典籍，成書於漢代，作者和原文已無從可考。如今只能從其他文獻的零星引用中，管窺其內容。
根據《公羊義疏》所引《考異郵》，周景王元年，曾有大規模疫病流行。遺憾的是，關於這場疫病的線索，到這裡就斷了，後世亦無人繼續探索究竟，查詢更多相關詳細資訊。既然能夠被讖緯之書記載，想來無論是疫病流行過程，還是抗疫消災手段，都不乏怪力亂神。
由此可見，疫病和抗疫的歷史，也是一面鏡子，照出中國傳世經學和哲學思想的繁榮和輝煌，並非一張一蹴而就的成熟的面孔。那必定是一場磕磕絆絆的起伏成長過程。從矇昧到科學，有賴一代代迷航再多也不肯拋錨或停航的夜航人。這是後話。
2、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夏，許國國君悼公，死於疫病。
這是一場和瘟疫有關的宮鬥懸案。史家在此處微言大義，一字褒貶，彰顯出“春秋筆法”的特點和力度。您品，您細細品：
《春秋》載魯昭公十九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公元前523年的中原大地，天災人禍接踵而至。春天，宋國攻打邾國；夏天，許國發生人倫慘劇，世子弒殺國君；不久後，發生地震；秋天，齊國討伐莒國；冬天，許國舉國葬安葬悼公。
既然是講抗疫小史，那麼先說疫病吧。望“春秋”經中顯露出的端倪，如霧裡看花；參考《春秋左傳》，就容易理解了。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對於那年夏天許國國君薨逝的原因，解釋如下：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即《春秋》，作者注）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夏天，許悼公身染瘧疾。
對於“瘧”，《素問·瘧論》指出，“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素問》是先秦時代醫書，此處對疾病的解釋，更貼近當時人們對疾病的研究狀況。
再參考先秦典籍，五經之一《禮記》之《禮·月令》：“孟秋之月，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初秋季節，冷熱交替，是風寒發熱類傳染病旺季。由此可見，“瘧”可視為流行性傳染病。同為換季，孟秋的瘧疾，也大有可能在孟春季節流行。
黃泉路上無老少，疾病面前無貴賤。可以推想公元前523年的初夏，許國境內發生瘧疾，不分年齡、財富和地位，每個人都無差別地暴露在病魔面前。貴為國君，也沒能倖免。
許國太子，名“止”。君父生病，當事湯奉藥。五月戊辰日，許悼君喝下太子奉上的湯藥後，一命歸西。無論是早有預謀還是莫名躺槍，總之許國兇險，變局一觸即發，太子選擇北上晉國避難去了。
《春秋》用一個“弒”字，給這場事件定性。從不多言的史家，難得在後文作了評論：“一顆紅心不遺餘力侍奉親爹國君，其實不必送藥。”
遠處諸侯國的宮廷事變對魯國史官的影響，並沒有因為悼公病逝太子出走而結束。注重禮制的魯國持續關注事態進展。
當年冬天，又是用一個字——葬，算是給許國殺父弒君事件作了了結。
《春秋公羊傳》對這段的解釋，很有些諸子百家中名家的論辯意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亂臣賊子沒有繩之以法，為何要安葬先君？因為“春秋”經已經否認太子是兇手了啊！史官後來認定那不是弒君事件了唄。太子只是送去藥物，而許悼君是吃藥而死。害死國君的是藥，又不是太子。之前冤枉太子殺父弒君，這不厚道啊。
所以，《春秋公羊傳》作了結論：“‘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最終，《春秋》還是還了太子止一個清白。
3、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秦獻公十六年），秦國暴發疫病。
公元前403年，晉國三家大夫韓﹑趙﹑魏，接受周天子晉封，成為諸侯。公元前376年，此三家分晉，春秋時代結束。東周進入戰國時代。
爭霸已經不能滿足那些實力諸侯國的野心，打仗也不僅僅是為了教育不尊王守禮的邦國。結盟、稱王、吞併或割讓土地，變法富國強兵，軍事打擊升級，外交活動頻繁，文化成果豐富——原來在戰國時代，“戰”真的不是唯一主題。當一次次合縱陽謀在連橫陰謀中破產時，形勢複雜了；當秦國發起滅國戰爭時，形勢又簡單了。
在三家分晉前後說橫掃六合，為時尚早。此時，山東六國自成一體，不時給秦國個白眼或臉色；而秦國尚處於刷存在感的階段。
老秦人還需要面對多重險阻磨難。在默默隱忍和努力之後，他們將以無敵肌肉和無限榮光驚豔世界。
《史記·六國年表》記錄了秦獻公十六年的疫病，“民大疫，日蝕。”
這一年，天有異象，發生日蝕，暗示人間或有災疫和戰亂。
果不其然，山東六國開戰了。新貴韓、趙、魏在瓜分晉國，獨立發展幾年後，掀起一輪混戰。
就賴逄澤會盟。齊國不來就算了，居然韓國也不捧場。魏國負氣攻打韓國，齊國攻魏救韓，在馬陵一戰中，擊潰實力強勁的大魏武卒。
同年，趙韓聯軍與魏軍在濁澤大敗魏軍，一度圍困魏都安邑。
三晉的家事，山東的亂事，秦國懶得管。因為，秦國忙於抗疫。對於兵民一體、農戰結合，且耕地有限、氣候條件相對惡劣的西部軍事大國，“大疫”對綜合國力和戰鬥能力的損耗，可想而知。
大疫之後，秦國進入蟄伏時期。
4、戰國晚期，連年大戰，黃河流域災害不斷。戰爭和災害導致瘟疫流行，尤其以秦、趙兩國為甚。
秦、趙兩國彼此接壤，祖先同為遠古時代的秦部落，兩國具有相似的地理環境和種族特質。秦國亮出統一志向，兵鋒直指山東時，趙國也在武靈王的統治下進入空前強大時期。兩國同時崛起，而趙國一方面強力對抗和瓦解秦國的吞併企圖，一方面也成為山東列國防禦秦國的屏障。尤其是在戰國晚期，趙國堪稱唯一能與秦國抗衡的政權。
從文治武功上看，這兩家遠親可謂勢不兩立，水火不容；但是在災害瘟疫面前，秦趙兩國又可謂難兄難弟。這就是唇齒相依的真實狀態：
根據《史記 •趙世家》記載：“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這一年，是公元前276年，趙國國君為惠文王趙何。
趙惠文王享國三十三年，論及戰事頻率，說幾年一次就小瞧趙國了，說一年幾次才是名副其實。戰爭的性質不僅有對外戰爭，還有國內兵變；戰爭的對手不僅有戰國諸強，還有北方諸胡。
公元前231年，趙國發生地震；公元前230年，又發生大規模饑荒。天災之後，人死無算，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逃荒避難引起人口流動，疫病滋生和蔓延必定是大機率事件。
尤其大疫發生前幾年，打得盡是大仗。趙國名將如廉頗、樂毅、趙奢等悉數登場。災荒和大戰是瘟疫的起因，草原大漠和遊牧地帶往往是傳染病高發地區，趙國地處華北山地和胡漢交匯地區，農耕欠發達而畜牧業發達，而牲畜恰恰是病毒生存的溫床。
上述各種因素集中在一起，瘟疫暴發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了。
再來看看秦國。
作為鄰國，在趙惠文王時期，秦趙兩國多次組成聯軍攻齊。由此可見，趙國打了多少仗，秦國同樣也就打了多少仗。惠文王之後，秦趙聯盟破裂，兩國互為交戰國。結果還是一樣，趙國打了多少仗，秦國也就打了多少仗。
作為鄰國，趙國面對怎樣的地理、氣候和民族環境，秦國也會面對類似的環境。而位置更靠西北，農業和畜牧業並舉，以一打六再打胡的秦國，勢必面臨更重大的災疫威脅。
公元前208年，秦國發生地震；
公元前273年，渭水水文狀況發生變化，影響到秦國生產生活；
公元前272年，黃河氾濫；
公元前269年，上郡地區發生大饑荒，當地斷糧，嚴重威脅民眾生活；
公元前244年冬天，秦國發生蝗災，隨後出現大饑荒；
公元前243年，蝗災的影響還在繼續，農田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繼續減產，並引發全國性疫病；
公元前242年，秦國出現異常氣候和天象，蝗災捲土重來，再度引發農業災害，同時伴發瘟疫；
公元前239年，黃河氾濫，秦國遭遇水災；
公元前238年，秦國冬天發生極端天氣，史無前例的冷冬，凍死民眾無算；
公元前235年，秦國發生旱災；
公元前232年，秦國地震。
公元前230年，秦國再度發生地震。震後出現饑荒。
公元前228年，秦國再度發生饑荒。
由此可見，諸侯秦國並非一路凱歌高唱，威風颯颯奔向大秦帝國，其中的艱苦況味和生死考驗，又僅僅是一個個血染的沙場能說完。
要完成從秦國到秦朝的最後質變，又需要忍耐和對抗多少天災疫病積累的量變？
勝利是屬於戰勝對手的人，勝利更是屬於戰勝自己的人。勝利最終屬於知道自己怎樣戰勝對手，戰勝自己，並將這種認知和精神代代傳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