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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學上不了，舅爺爺一家又開始操心起四表叔的工作，畢竟在我們的社會氛圍中如果一個人既不上學又不工作那就跟一個“街溜子”（街讀“該”音）沒啥區別。而以當時舅爺爺家的情況給四表叔安排一個工作還是挺容易的，如果不是因為前面事情弄得太大，本來舅爺爺可以給四表叔安排到國有單位，但現在不行了，哪怕是一個臨時工或者合同工也得考慮社會輿論。
這時候已經是1988年了，正處於城市改革才開始的時期，雖然要比其他地方反應慢一些，但也出現了一些私營乃至合營企業，舅爺爺作為市政協副主席，雖然沒什麼權力，但是正好跟民營、合營企業打交道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四表叔開始了第一個職業，去一家香港回鄉同胞投資的服裝公司打工。
打工這個詞，很早就存在了，在這個計劃經濟很深厚的地方，人們思想觀念一直很保守，那怕是到了2020年代，在人們的認可中，只有去國家機關、學校、醫院，最不濟也要去一個國有企業才算是真正的工作，去私營、合營企業就跟解放前去地主家“扛活兒”差不多。去國有單位才能稱之為上班，而去私營合營甚至個體只能叫打工。
雖然是打工，但是表叔去的第一個服裝公司，服裝廠的老闆是舅爺爺的老同學，看在舅爺爺的面子上。四表叔剛一上班，就被安排在服裝廠的整裝車間當質檢員。所以四表叔的工作很輕閒，不僅可以晚到早退，也不需要總是待在車間，甚至可以在各個車間遊逛或找銷售部門曬太陽聊天。這樣的工作，四表叔僅僅幹了兩個月就不想幹了，而對四表叔這個想法，舅爺爺也覺得這樣下去不好，一是讓原來的同學難作，二是怕自已的小兒子被“毀”在這家廠子裡。於是不久，四表叔就主動要求調到了縫紉車間去踩縫紉機了。
調到縫紉車間後，四表叔就得像其他女工一樣必須從學徒開始了。身材矮小的四表叔坐在縫紉機前總是犯各種各樣的差錯。帶他的師傅說四表叔因為腿短，腳登上踏板時特別不協調，而他縫製的線條也不直，還得別人重新做一遍。
還沒幹滿一個月，四表叔連服裝廠也沒心思去了，他不聲不響地跑到一家城郊的飼料加工廠找了份工作。在那裡，他和一些壯碩的農民工一道出清、配料和裝車，並很快成了最能幹的工人，居然比那些身高體壯的工人賺得還多，每個月能掙到三百多塊錢，這在1988年就不低了，我大表哥、二表哥以及大表姑，甚至我爸正營職退伍也不過一百八十塊左右。舅公公當時的工資再加上各種補助也不過三四百塊。
對於四表叔的表現，飼料廠老闆在知道四表叔家庭的身份時也不禁讚歎地對我大表叔說：四兒兄弟簡直一點看不出是你家這樣大幹部家裡出來的老么兒。這一點，大家都得承認，四表叔小時候沒少吃苦，五六歲就幫著舅奶奶給人糊紙盒、用邊角料製作掃帚、拖把。雖然此後七八年上學，但現在的一切才是他最喜歡的。
兩年後，1990年舅爺爺終於到了退休年齡，鑑於舅爺爺的社會地位，尤其是舅爺爺在文革中曾經受到過不白之冤，上級領導表示，可以為他解決一個子女進入行政機關的就業問題。當時大表叔二表叔大表姑都已經在各自的崗位上混得風聲水起了，自然這個機會是給四表叔的。四表叔也的確進入了剛剛成立不久的街道工商所作協管員，但他僅僅就幹了不到三個月就堅決不幹了，理由只有舅奶奶能夠理解。四表叔當年跟舅奶奶走街串巷謀生活，就恨極了那幫戴紅箍兒的人，他寧肯繼續做他的體力活也不肯幹那個工作。
最終舅爺爺嘆了口氣，預設了四表叔的選擇，他也認為：“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有出息了，小四兒從小受了那麼多苦，現在想幹點啥就幹啥吧。誰說非得吃皇糧才算是好呢？”舅爺爺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只要孩子平安就好。
舅爺爺終於辦理了退休，他沒有再擔任什麼職務，也謝絕了組織上的照顧，沒有為三位表叔以及大表姑提什麼要求。然後就安心地帶著舅奶奶還有剛剛辭去工商所工作的四表叔回到了高堡臺老家，臨著鐵路不遠的地方，租了塊地，種起了玉米豆子棉花等等，又重新成了一個農民。
1990年的乃至整個東北，正發生著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五六十年代就建立起來的國企大量停工，工人紛紛下崗，城市顯出了破敗的局面。這是一個陣痛的時刻，很多曾經以工廠裡的“鐵飯碗”而自豪的工人們都在為謀生而再次奮鬥，滿大街唱得是劉歡的“從頭再來”。此時，四表叔就跟舅爺爺種起了地。
此後的幾年，四表叔在鄉下幹得是很有起色，不僅種了上百畝地，還開了飼料廠，立足土地比較乾旱的情況，專種玉米等飼料作物，生產的飼料一直銷售到了山東吉林一帶，連帶著周邊的很多村子都跟四表叔學種飼料作物。而依靠我舅爺爺大表叔等全家人的扶持，四表叔的飼料廠不僅用自家地裡產的還收購周圍村子裡的各種原料，生意做得很紅火。大家都說，雖然四表叔不是吃國家飯的命，但卻是一個幹大事的人。
甚至我爸爸閒聊時還說：“蔡老爺子精明啊，退休後到鄉下租地種，恐怕就是為四個孩子做得最壞的一個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