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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語錄】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餘慪氣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
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志之訣，不料被申夫看破。
【曾國藩軼事】曾國藩對清廷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輕易表露。
太平天國應如何平定，他與清廷的看法也不盡一致。
對太平軍北伐，清廷一直心有餘悸，因此始終把“北防”作為戰略重點，要湘軍北上。
對此，曾國藩在認識上予以疏導，指出“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
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巢”。
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正是“竊號之賊”，與石達開、捻軍等“流賊”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慶，就不會“北竄”；因為，“竊號之賊，未有不惜死力以護其根本也”。
曾國藩與胡林翼擬定四路進兵計劃，並於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勝利，曾國藩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里外之高橋。
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之青草塥，分兩路策應。
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因江南大營潰敗，命曾國藩領軍東援。
曾以兵力單薄加以拒絕。
4月19日，清廷以曾署兩江總督，認為“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仍令其馳援蘇常。
蘇州易手後，清廷仍認為如安慶“指日可復”，可先攻取再東援；否則，就應先保浙復甦。
因為蘇州為“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復為上策。
現在賊勢已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為刻不可緩”。
顯然，在清廷看來，保浙復甦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域性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以往戰爭經驗證明，必須以上游為“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而攻奪安慶是尤為關鍵一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域性，將來即為克復金陵而張本”。
江南大營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敗，如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那就既蹈其覆轍，又打亂皖北部署。
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託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游。
因此，必須“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
總之，湘軍立即大舉東援，保浙復甦，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國藩不願一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清廷留下不馴的印象。
為此，他於1859年6月11日，將大營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門，並奏報立即組建新軍，數月後大舉東援的計劃。
這兩次戰略分歧不是偶然的。
湘軍集團以湖南為巢穴，以兩湖為立足之根本。
且看準了太平天國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竊號之賊”，絕不輕棄其“根本”；在軍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爭上游以護其“根本”的特點。
故堅持全力圍攻安慶。
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對此卻缺乏認識，或根據太平軍北伐的教訓，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輕上游。
這就是說，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集團則“知己知彼”，故能制定並堅持保上游，爭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分歧時，不是簡單的頂著不幹，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並照顧到清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
這樣，就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
不久，發生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
圍攻安慶，大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
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陋，慣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清廷，也就欣然聽從曾國藩等自行辦理。
後來攻金陵的戰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遙控了。
【智慧解讀】由上文可見，曾國藩並不把權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更注重保護自己。
常言說得好“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作為臣子，如果希望獲得朝廷的信任與重用，學會尊重朝廷的決定是第一要訣。
無論官職多高，都不能忘記一點——自己是在輔助，而不是決策，所以即便朝廷的決定不如人意，必要時，也得低頭順從。
這也是曾國藩一直謹記於心的為官守則。
我們看到，很多人崇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氣節，無論何時，只管高揚著自己那驕傲的頭顱，其結果往往被碰的頭破血流。
其實，這未必是明智之舉。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有氣節不好，而是要提醒大家，“氣節”也要用在該用之處。
面對一件無關緊要、不值一提的小事，倘若你拘泥於“氣節”二字，就很難擺正心態，你的處世哲學自然也很難為別人所接受。
聰明的人大多懂得順勢而曲，儲存實力，坦然面對屋簷的存在。
他們隨機應變、能伸能屈，從而避免了很多嫉妒與是非，因而，他們的人生之路大多走得比較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