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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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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時期歷史進入明朝後,也有一位大儒王陽明,其“易學”上也有說法。

王陽明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傳習錄》裡。

王陽明的哲學成就是“心學”以及“知行合一”學說。

王陽明的“心學”,心即是理。

由“心”到“致良知”的修養。

“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觀,即仁義禮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規範。

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貫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

不僅光有口號、思想(“知”),而且要付諸於行動,即不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行諸的是男盜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義道德,而行動就應按仁義道德去付諸。

這是王的“心學”內涵,這也是先秦儒學傳統的內涵。

王陽明想以“心學”建構仁義道德之國,無疑於類似“上帝之國”的一種幻想。

當然帝王官僚統治者,不會真的去行“仁義道德”,那只是他們教育被統治者做良民、順民的法寶而已。

最代表王陽明的“心學”內涵的是一則“心花”之說。

王陽明的“心花”說,按近代西方哲學流派來分,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

王陽明“心花”之說其意,猶似物質的存在是依賴於人的意識。

物質被意識所反映,當然沒有人類的意識,就無從談起反映與認識事物。

但不等於物質是有人類的意識所決定,物質並不依人的意識而存在著,即並不由人類的意識反映或不反映,而這個宇宙是存在著的,若連存在就沒有了,那麼人也就不會存在著了。

若沒有人類存在的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何談人的意識呢?“人”本身也是“物質”,不過人類發展到文明時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識用“文字”這一載體記錄下來。

人體是人思想意識的載體,載體不存意識何來。

物質與意識,是一個依存的關係。

當然人沒有了思想意識,就行同於“物”沒什麼兩樣的。

故對物質與意識的關係應當辯證的看待。

不過王陽明的“心學”在歷史中雖有其價值,可惜並沒有體現其價值。

雖是排朱子之學,但王的“心學”未能引向主體精神的自我覺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與封建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貫徹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學的價值,而最終走向殊途同歸的封建儒學體系上去了。

王陽明的“心學”是開不出“科學”與“民主”的花果來。

而王陽明對《易》的說法,可是“易學”史裡最奇特的說法。

看這位大儒,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如何對《周易》的認識。

《傳習錄》裡有這樣的說法:“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

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

謂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偽耳.”

(《傳習錄》王陽明撰,下卷)這是有人向王陽明問,朱熹把《周易》講成卜筮的東西,而程頤認為《周易》是闡明道理的書。

為何出現這種分歧的說法呢?而王陽明對這種疑問的問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種調侃的那種說法,而是正兒八經的做學問。

王陽明的這種解釋,難道在他心裡就沒有了是非原則的對事物判定的標準了嗎?難道卜筮等同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行為了。

在王陽明的心裡卜筮問吉凶(算卦),同做學問是一回事。

這正體現了後封建社會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觀與方**。

在他們心裡,鬼神,天道,人世是一體的,還處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地帶。

王陽明的思想裡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學觀方法思維。

王陽明把程頤講義理的《周易》與朱熹講筮卜的《周易》,說成本質是一樣的,沒有區分,這主筮與主理的原是一回事,這就是大儒王陽明的邏輯思維。

朱熹把《周易》解釋為占筮之書,又在《周易本義》裡增加“卦變圖”及筮卜儀式,無疑體現朱熹的神學思想。

卜筮本是巫術的派生,朱熹所講筮卜的神啟儀式,更體現了巫術思想。

而程頤雖運用象數易學,並結合《周易》裡的文辭來解釋《周易》裡的義理,彰顯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

占卜問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說成是一回事嗎?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先秦的“易學”佚文裡,孔子對《周易》的義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與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孔子對卜筮的認識是何等的理性與睿智,體現了孔子的偉大之處。

難道王陽明就分不清卜筮與義理之學兩者的區別麼?王陽明能有如此的認識,可想“陽明學”的理論了。

朱子把《周易》講成卜筮,程頤把《周易》解釋為義理。

到王陽明這裡把兩者說成是一回事。

那麼,漢象數災異筮術之學與王弼的義理“易學”,也就成了一碼子事了嗎?無論是講卜筮,佔問,還是講義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沒有本質區別,這就是大思想家王陽明的結論。

若站在後封建社會里來看,王陽明的說法,還真是蠻正確的。

若擱在現在來看,王陽明的說法是顛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瘋話。

王陽明把程頤的義理《易》與朱熹的筮卜《易》說是一回事,同是決疑的。

“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

《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

這正是王陽明把卜筮與義理等同看待的理論依據,這在後封建時代,就是這個理,後封建社會里確實無論講什麼義理,還講什麼占驗卜筮,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在後封建社會里,是“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思維。

後封建社會里是鬼神、巫術、迷信橫行在人們精神世界裡的時代。

後封建社會里那些“義理”之說,只能助長人們更加的迷信,與失去主體的獨立精神,與筮卜沒有什麼兩樣。

從這個方面來看,王陽明說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實的反映出了後封建社會里人們的世界觀。

但這裡也別認為王陽明對帝王社會里的思想意識有了什麼反思,才說出這麼“有哲理”的說法來。

其實王陽明的思維邏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一樣是“巫術式”的。

王陽明的《傳習錄》裡這樣說:“《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佔是用其辭”。

又說:“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這充分表明王陽明的思維方法,還停留在巫術思維裡。

看看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敗,滅亡,已成定局。

總之,到王陽明時“筮”、“理”同一說,這又是一種“高明的哲學思辯”。

王陽明的“心”說,看似有點類似迪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兩者哲學思想的思維方法,所引向的結果,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迪卡爾成為西方近代“哲學之父”。

而很可悲的是王陽明無法享有東方哲學上的殊榮,王陽明的哲學即不能引發中國哲學上的一場啟蒙與突破。

而王陽明心學流弊,為後學者只能高談心性,空喊致良知罷啦。

而帝王官僚統治者已然,依舊幹盡了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再次導致落後民族的入侵,使中華民族再次蒙受一場巨大恥辱與劫難。

王陽明的哲學同樣不能救國與救民,同為儒學的道德政治“烏托邦”。

而明朝後期也有一位易學家來知德寫了一部《周易集註》,完全繼承發揮朱熹的易學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學”認知,來知德的《周易集註》是象數學釋《周易》,終於又迴歸到“象數易學”上去了。

到了滿人建立了滿人貴族統治的大清帝國,而坐擁北京城,一樣的“坐北面南”統治著華夏的大江南北,雖是照搬前朝古制,當又多了個民族不平等的帝王專制。

大清帝國終於把華夏這個古老民族,奴役的遍體鱗傷,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國”,徹底的變成了“東亞病夫”。

本來同樣是接受漢文化的日本島國,把中國後儒家朱子之學做為日本國思想界裡的壟斷地位。

而在近代西方之學傳播到日本島上時能自覺的反思與變革,在思想哲學上出現了突破,實破了朱子之學的束縛,使日本走向近代亞洲之國的前頭。

若不是近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體系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國而妄想建立它的大東亞圈,認為如同滿人入關建立大清國的那樣易如反掌,可以順利的完成對中國的征服與奴役。

無論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或是滿人向南的征服,所建立起來的王朝與日本帝國夢想征服中國大陸那樣,而在日本帝國眼裡一樣把華夏民族看成是一個病弱不堪一擊的民族。

而日本妄想征服中國的思維是與蒙元,滿清征服中國的夢想是處於同樣的思維裡。

但日本統治者忘記了,時空已是星轉鬥移,已不同於蒙、滿人在大陸上建立起來的王朝時代了。

日本只盯著的是北洋政府的腐朽與無能,卻看不到世界上那些比自己強大得多的資本帝國的身影。

若不是世界戰爭與戰略格局新變化(已不同於冷兵器的蒙、滿人征服大陸的時代了),那麼日本徵服中國就如同滿清征服明朝那樣,不知建立起一個什麼樣的帝國來。

但可知的是日本帝國征服大陸後,決不會像蒙、滿那樣利用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去治理其帝國的統治,即決不像元蒙、清滿那樣能夠保留其中華文化。

若被征服不但亡國,而將亡掉的是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

因為日本不像蒙元、滿清那樣,而是帶著他的文化(文字、語言、思想理念等)而來。

而那場反侵略的戰爭中,中國也已不是宋朝文化下的中國,也不是明朝文化下的中國。

中國人民一樣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一樣的經過維新變法,五四運動覺醒了起來。

中國人民並進行了艱苦卓越的抗戰,才沒有被日本徵服,才避免一次可怕的將會亡掉一個古老東方民族文化的劫難出現(因歷史上不是沒有出現過)。

這一次避免一個民族文化的滅亡,不能不承認西方英美人民建立起了世界上文明、進步的民主政治體制格式,才有效的扼制法西斯及一切反人類的暴力集團陰謀的得逞。

正是清王朝把中華民族進一步推向積弱與災難,才招引西方列強的侵略與一度的瓜分,並招引近鄰日本的覬覦,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進一步招引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

不過要追根溯源,無論是清朝還是換成明朝、宋朝,在面對西洋文化時,一樣的是清朝的那種局面,因為無論是清還是明,所遵循的文化制度是一樣的。

那麼,清朝裡對《周易》的性質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被稱為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也寫了傳世的易學著作《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內傳發例》,《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

《周易內傳》是註釋《周易》與《易傳》。

其它易學著作是對《周易》和《易傳》所做的研究。

古人的“易學”著作不能與今人的註釋和研究上的那種明確分類。

古人所謂註釋中有論述,而論述中又有註釋。

王夫之的《周易內傳》在註釋《周易》,是屬於傳統上所謂的“義理”來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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