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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13年冬，趙鞅、中行寅奉命率兵前往汝水岸邊築城。工程完畢後，二人在當地徵用了四百八十斤鐵，用於鑄造刑鼎，並將“範宣子刑法”鑄在鼎上。
此舉一出，立刻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
先是晉國史官蔡墨，他大驚失色，怒氣衝衝的痛斥二者。“士氏、中行氏這是要自取滅亡！中行寅身為下卿，擅鑄刑鼎，以為國法，可稱得上是違背法令的賊人。”
“範宣子刑法，違反‘被廬之法’，乃是亂法。明知是亂法，卻仍布之天下，士氏也有不可推卸之責。”
“趙氏參與其中，怕是不得已，若能修德，恐能免禍。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訊息傳到魯國，大聖人孔子氣得七竅生煙，渾身顫抖。“晉國恐怕要滅亡了吧！此舉是失掉法度，罪不可恕。晉國應當遵守唐叔傳下來的法度，作為百姓的準則。”
“卿大夫按照尊卑位次維護它，百姓才能尊敬貴人，貴人因此得以守住家業。貴賤有別，方為法度。文公依次設立執掌官職位次的官員，作被廬之法，以為盟主。而今廢棄這個法令，鑄造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條文，還用什麼來尊敬貴人？貴人還有何家業可保守？”
“貴賤無序，如何治理國家？範宣子的刑書，是在夷地檢閱時制定的，是違犯晉國舊禮的亂法，怎麼能把它當成律法呢？”
蔡墨可稱得上是智者，孔子又被後世稱為聖人，二人對“鑄刑于鼎”為何都如出一轍的反對？他們提到的“範宣子刑法”、“被廬之法”、“叔虞之法”又是什麼？要想揭開答案，必須回顧晉國的法制發展史。
法制的發展，與生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跟時代的脈搏緊緊相扣。
周朝初年，天下已定，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繼位天子。成王年紀尚幼，由叔父周公旦攝政。
八年後，周朝諸侯國唐國（地處黃河、汾河東面，方圓約一百里。）發生叛亂，威脅周王室河東地區。周公旦果斷出兵，很快平息了唐國的叛亂。為防反對勢力死灰復燃，周公旦下令，將唐國居民遷至杜地，部分周王室子孫則被遷到唐地。
兩年後，恰逢周成王要給同母弟弟叔虞分封，成王便將唐地分封給弟弟。史上稱叔虞為唐叔虞，便是由此得來。後來，叔虞的兒子姬燮繼位後，將唐國遷到晉水之旁，國號也由唐改為晉，就是現在的晉國。
唐地處夏人故墟，四周被戎狄環繞，再加叛亂剛剛平息，局勢動盪不定，民族矛盾尖銳。叔虞去到唐後，發現形勢十分嚴峻。最終，他秉持“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則，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把唐國治理得井井有條。
所謂“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啟以夏政”就是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至於“疆於戎索”，“戎索”就是戎法。兩者結合，即是沿用夏朝之政治國，用戎狄之法區劃土地。
那麼，這份治國方略由何而來呢？據記載，叔虞赴唐前，周成王“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與叔虞同時賜封的齊、魯、衛的治國方略則是“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兩相比照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唐國的治理，跟齊、魯、衛完全不同。之所以不同在於，唐國的國情與其他三國不同。所以，“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乃是因地制宜、因事而異的靈活變通的治國綱要。
這一方針，旨在發揮夏民族的優勢傳統，同時又兼顧戎族的部落習慣，做到了求同存異相容幷包，可說得上是周王室在特殊時期特殊地點進行的改革試點。
後世大量史實證明，這一方針已成晉國的傳統國策，對晉國甚至“三晉”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由此可見，《唐誥》是周王室頒佈給叔虞受封建國的法典，也是晉國的第一部法典。
除了“啟以夏政，疆以戎索”，這部法典應該還有一些治理規範的方法準則。雖然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從孔子對趙鞅、中行寅的指責中不難猜測，這部法典必定有等級尊卑君臣上下的鮮明界定，而且內容只對貴族開放，不對百姓公佈。
晉文侯之後，歷經百年的動盪，從“曲沃代翼”到“驪姬之亂”，晉國公族被殘害削弱，禮法被破壞殆盡，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發生深刻變化。亟需一部新的法典維護穩定，振作公室，收拾人心。
晉文公歸國執政後，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制定了“被廬之法”。
“被廬之法”強調扶助公室，加強君主權力，同時還注意吸納人才，任賢尚能。
襄公去世後，卿族勢力大漲，尤其以趙氏為首一家獨大。趙盾執政後，制定了“趙宣子之法”。
這部律法除了是法則，更像是趙盾的施政綱領。它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如下：
1.制事典——制定辦事章程、條例、守則等。
2.正法罪——制定刑罰律令，做到有法可依。
3.闢刑獄——清理積案，明確規定獄案不得拖延，懸而不決。
4.董逋逃——把在逃的罪犯抓捕歸案。
5.由質要——規定交易要用契約合同，財物出入往來要有賬目為憑證。
6.治舊洿——把不合用的舊條文刪除。
7.求秩禮——遵從等級制度，不準僭越。
8.續常職——任賢用能，淘汰無能平庸之輩。能者上，不能者下。
9.出滯淹——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並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
這部法典的意義在於，它一反從前維護君權的慣例，確定以卿族為主體的政治體制，開創了異姓專權的先河。
趙盾死後不久，晉景公即位。為了鞏固君權，景公命士會聘問周王室，向周王室學禮歸來後修訂新法，後世稱“範武子之法”。
這部律法修好後，趙盾制訂的“趙宣子之法”自動廢除。“範武子之法”的具體內容已失傳，依據當時的環境，應當是依照“被廬之法”，參考周禮而定。
從晉靈公、成公、景公到厲公，公室與卿族的矛盾公開化白熱化。以厲公被弒為結局，兩者的爭端終於緩解。
晉悼公執政後，大力扶助公室，對卿族則濟弱削強。為此，他命士渥濁為太傅，命其修“範武子之法”，又使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兩部法典均為加強君權而作，除此之外，還增加了以下內容——
議定國家大事，任命百官，培育大夫嫡子，選用賢良，提拔舊臣子孫；補賞前朝的有功之臣，停止嚴厲的刑罰，大赦囚犯，對嫌疑犯予以寬免。
錄用有德之人，救濟鰥夫寡婦，起用被廢黜不用的賢才，撫養老人兒童，撫卹孤兒殘疾；年過七十的老人，悼公親自接見，敬稱他們為王父。
透過一系列的制度舉措，緩和了公室與卿族的矛盾，君臣上下和諧，難得安定。
可惜，晉悼公年少有為卻英年早逝。他走後，其子平公幼年執政，由中行偃攝政。待其親政後，無心政事，沉迷酒色。卿族勢力再次佔據上風，公室再次回到弱勢。
滅門欒氏後，範宣子（即士匄）制定了成文法，即“範宣子刑法”。其內容雖已失佚，依據當時的政治格局，此法很可能以確立卿族的合法性為主旨。一些專家猜測，此法很大可能會參照“趙宣子之法”，體現卿大夫的政治訴求。
從前是“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法律條文掌握在貴族手中，百姓不知具體內容，更無人知曉刑罰的輕重。尺度由執法者掌握，可以任意東西。這樣一來，百姓就會惶恐不安，乖乖聽話不敢造次，對統治者俯首貼耳。
所以，把刑法鑄鼎，便是將律法公之於眾，意義非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