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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左傳》記載人們對《周易》一書的運用對後世產生的深刻影響第四節：《左傳》一書裡記載春秋時期對《周易》一書進行“筮之”與“引用”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運用，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同性質的認識影響，有認為是一部義理書，有認為是卜筮書，更有從亦筮亦理上認為一、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認識的突破（雖然《左傳》產生於孔子之後，但《左傳》裡記述人們運用《周易》卜筮卻早於孔子，或孔子生活的時代）（續）帛書《要》篇是《易傳》的佚文。
《要》篇反映的內容，體現了孔子後學者對孔子重視《周易》一書以及發現《周易》一書的真理的追記與傳播。
但這些反映孔子對《周易》一書老而如此的喜觀學習，並且如此的詳細記述孔子對《周易》一書的看法與定性，卻不見於《論語》一書，這是什麼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認為《周易》(因春秋時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字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書，就是老師孔子看出了什麼，也不能記錄到《論語》裡，因孔子是反對占卜的。
在孔子的生活時代或《論語》編撰的時代，作為筮卜上運用的“八卦”，而說成是《周易》，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
雖然戰國走向理性認識世界的時代，但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學者心頭的陰影不會消失。
若沒有對《周易》一書深入學習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難見到《周易》一書的真理所在。
顯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實的，好《易》達到痴迷的地步，能不發現《周易》一書裡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種說法性質，才能夠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自己的觀點，“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論語》一書所涉及到孔子對《周易》一書說法，雖不像帛書《要》文裡如此那麼詳細，但同樣體現了孔子對《周易》一書價值的取向，完全是與巫史相背的，孔子眼裡的《周易》就是一部義理之書。
這是孔子幸運生活的時代，也是時代的召喚，才能造就出偉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長的氣候土壤。
在孔子孩童時期裡已產生了“易象”（《左傳》裡的“易象”與“魯春秋”兩書），這是在《周易》一書義理上發展出一篇“君子論”，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理念的形成（《論語》的君子論述很多，但“君子”論不是孔子首創的，而是《周易》一書首創，繼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後期上層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而直接引用來說理。
這是發生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所以對《周易》作義理認識也並非孔子之首創，只是孔子繼承了前人的這種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對《周易》的認識觀。
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對《周易》本質的看法，才有了《論語》裡“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真實寫照。
但就這麼一句話，可後封建社會後期裡的儒家學者，並不認為這《易》是指《周易》的，也對司馬遷《史記》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說法懷疑，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孔子是不會喜歡《周易》的。
那些文人學者把《易》作“亦”解，因帛書《易傳》的出土，《要》文裡孔子與學生子貢的辯論，才證明了孔子晚年喜歡上《周易》是確實的，《論語》裡的說法也是真對《周易》一書的，也證實了司馬遷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帛書《要》的考古發現，給人們認識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看法提供了正確的史料價值，也為人們從新認識《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考古上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隨葬紀年木牘已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說明帛書《周易》與《易傳》是公元前168年做為墓主人隨葬品下葬的。
這帛書是否是墓主人生前的讀本，還是做陪葬入土時的抄寫在帛上的臨時抄本，就不得而知了。
這公元前168年與漢劉邦建國時期（前206年），已過去了三十八年。
這《易傳》“要”文是漢初的文章，還是先秦的文章，在學術上也是有爭議的。
《帛書·要》裡的那一段文章，詳細記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貢的質疑，而產生師生兩人之間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辯論。
從那段對話裡，看到了孔子有著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與辯論思想，體現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
那段文章，也就成為當今學界裡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
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痴迷地步。
對此其弟子子貢看到眼裡，並提出激烈的反對性的質問。
“子貢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
賜以此為然矣。
以此言取之，賜緍行之為也。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這子貢對老師提出了尖銳的反問與批評。
認為老師往日不是教導我們說“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卜筮頻繁”，這一觀念弟子們完全所接受了，為何老師老了反而又愛好上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學生看到眼裡，認為老師老了卻愛上卜筮之書了，並提出尖銳的批評。
孔子自然要對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對意見的子貢一個說法來。
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語要有規範，指責別人不要太隨便，踐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華。
對《周易》重要的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義，並不在於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過。
因為《尚書》多有疏漏之處，而《周易》能使人無過失，而且又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
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
察其要者，不詭其德。
《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遺言焉。
’”）這就是“夫子”回答子貢的質問。
這確實體現孔子不同於他人之處，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的真理。
對《周易》一書的認識“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對“周易”的重要認識，關鍵在於不背離德，並不在於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過”）。
這話說的太對了，孔子若沒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韋編三絕”。
能有這樣的認識嗎？孔子看了《周易》一書，認為“有古人遺教在裡面，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孔子沒有看錯，這正是《周易》一書的真正內容，那裡是卜筮之書。
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過，就否定《周易》一書哲學性質，這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而《周易》一書在子貢的眼裡就因為史巫用其卜筮，就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就不再認真的去分析研究，去偽存真了。
子貢又接著質疑老師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樂其辭，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過”。
總之在子貢眼裡已把《周易》看成邪惡之物。
史巫卜筮用，而老師樂其辭與史巫占筮雖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態度。
孔子聽到子貢對《周易》一書如此簡單的否定態度，給予了嚴厲的訓斥與批評。
孔子在教育子貢時又進一步闡述《周易》一書的理論道理。
“子曰：校（謬）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佔]，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
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
這段的“子曰”裡有幾個缺失的文字，是學者推猜而補出來的，這幾個字，可又是很關鍵的幾個字。
“良”後面是什麼，才說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佔]，若是，也與“[非]《易》也”符合邏輯關係。
這就說明了孔子認為《易》之道，非講卜筮的。
百姓的好卜筮與《易》是根本不同的。
這在孔子看來“筮”與《易》並非是一回事。
孔子認為《周易》是講辯證思維道理的。
《周易》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的作用。
《周易》一書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臘哲人認為“智慧”之書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哲學”書了。
這裡的“不妄”是什麼意思呢？《周易》一書裡本有一篇文章其題目就是《無妄》。
這“妄”的含義是指不端不法之事。
“無妄”就是指不幹、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
這“愚人為而不妄”就是“不聰明的或無知識的人學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會幹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
“奸人學了《周易》就會去掉狡詐之心”。
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講義理的書，那裡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樣當作卜筮之書在用，“非《易》也”。
那些用於卜筮的，是跟《周易》是兩碼子事。
這可說孔子從根源上說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來。
孔子強調百姓卜筮，不是《周易》裡的東西，《周易》是講辯證道理的，這是兩回事。
這可是先秦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發出最理性的聲音。
孔子發出與眾不同的聲音來，這是震古鑠今的聲音。
可這理性的聲音，最終被帝王社會的黑幕遮掩了，埋葬了，沒有留傳給後世。
等到了二千多年後，人們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說法。
這孔子對《周易》一書的性質雖是對其弟子的教導，無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書是義理之書，是與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為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裡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
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貢終於忍耐不著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麼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筮卜嗎？在子貢的眼裡，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
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題文字《周易》而卜筮。
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裡認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
子貢也只記著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裡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
只是子貢眼裡認為《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
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
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
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後世之士疑丘者，或從《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這段話裡的“吾百佔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只是談占卜道理，而並不是講《周易》是卜筮之書。
這一段話裡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總體表述了孔子對“筮”與“德”兩者應如何對待的問題，也表明了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學習與史巫是同途而殊歸。
又擔心自己好《易》生怕後世之人誤解，強調自己是求其德而已。
總之，體現了孔子重視的是《周易》裡的“德義”，而不同於史巫用於卜筮，這段話表述的是相當明確。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麼祭祀就少了，以仁義去求吉祥，那麼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為不就落在後頭了嗎？”
這是孔子講筮與德的辯論關係。
孔子強調的是以德仁行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後頭。
孔子希望的是用“德義”武裝人們的頭腦，那麼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沒有了市場。
但孔子在回答子貢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
（難到老師也相信起筮卜了）時，有點力不從心了。
雖然孔子從自己的一貫立場上講“德義”，想以“德仁”的彰顯，來抵抗“卜筮”迷信的存在，講的雖然很有道理，但沒有針對子貢提出的問題給予有力的說明，不過前面孔子已把《周易》一書也解釋的非常清楚，應該使子貢明白好《易》不等同於“信筮”。
但子貢抓著不放，最終點明“老師難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這裡的回答就顯得沒有力度了。
因為孔子也還沒有弄明白，為何一部講道德義理之書會成為史巫手是的卜筮之書呢？孔子時也沒有考古學，也無法知道《周易》一書是所用的一套符號的歷史源流，孔子無法知道那套符號本不是《周易》原創，早在商代後期已經產生，當然也無法知道《周易》之後衍生出的六十四卦符號卜筮工具，並篡改《周易》當卜筮之書的歷史成因。
孔子老而好《易》，還有很多《周易》的問題沒有時間搞明白就逝去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政治秩序王國。
孔子認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這如同承他之後的孟子，同樣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
孟子不遺餘力的在諸侯王門前推銷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貨”與“好色”的寡人們依“有疾”而來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只有無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佔領祭祀卜筮市場，一樣的是“烏托邦”。
也不因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秩序學說的倡導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
關鍵孔子沒有從從根本上對祭祀、卜筮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啟蒙與批判。
這就是西方學者說的“祛魅”過程。
孔子的骨子裡並不想開啟民智。
他所認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
孔子又是“敬鬼神而遠之”。
對《周易》也只是“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矣”。
孔子的學說顯然不能抑制非理性意識的存在與膨脹（後封建二千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孔子也沒能從根本上揭示卜筮類比思維的迷信虛無思想的根源，以及卜筮與《周易》之間是何等錯位的歷史成因問題。
也許孔子的那個時代根本達不到這種認識，反而孔子的《詩》論，助長了類比思維的方式。
就連孔子還沒有弄明白卜筮與《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
但在先秦時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個時代的慶幸。
可這真實的孔子與真實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會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贊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為。
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
這裡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與《論語》裡“不佔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
《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筮卜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啟蒙。
這種思想與《論語》裡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
這是先秦儒者與後封建社會里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裡出現“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句話卻被當今學界裡認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筮卜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裡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為：“我一百次佔，有七十次差不多（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
就是周梁山佔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佔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
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筮卜。
就出現在帛書《要》文裡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佔而已矣”。
“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
顯然靠《易傳》佚文《要》裡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帛書《易傳》應是臨時抄寫本，不說難免有錯漏之處。
本身帛書《易傳·要》文，前後的主題思想並不協調。
後段文章內涵，顯然與孔子思想是不相符的，《要》文的章節，像是拼湊的文章，是戰國後期論《易》者，假託孔子而發展出的“易學”新理論，這本是“易學”上的傳統。
《要》文後段出現的“天地四時”，“天道觀”與“五行”理論，應是戰國後期，王權思想上升時期的神秘主義思潮的東西，是與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說不是一回事，即不屬於一個思想體系。
《要》文是儒門後學者創作時增加進去了時代的思潮。
至於《要》文裡出現的“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佔，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
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為與做法。
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孔子“引典”，是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才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
這與《論語·子路》裡記述的“子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佔而已矣”的說理格式是一樣的。
孔子在引用“不恆其德，或承之著”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佔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
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
同理《要》裡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
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才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
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為是孔子自己的行為做法，那樣認為就錯了。
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特別對“周梁山之佔”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只是一種假說。
在學術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佔”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為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為是不能成立的，既是牽強附會的，也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
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為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
那句話是當今學界裡沒有正確理解所至。
一般把“吾百佔而七十當”，解釋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當”，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為的“中”。
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
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裡的“而”應當作“連詞”裡的如果講。
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
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佔”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
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佔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當”行為。
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我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
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
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為何信筮的問題，並不是表述自己占筮的經驗方法。
而當今一些人從這句話裡反而認為是孔子常占筮的證據，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
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
“《易》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
……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其後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學界裡認為“子曰：‘吾百佔而七十當……”，理解認為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
豈不與《要》文裡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
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麼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裡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孔子不但不信筮卜，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
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
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面光輝的旗幟。
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
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眾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為戰國百家爭鳴，開啟了理性之門，也為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啟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筮卜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
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啟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
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後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
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裡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
《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多年裡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闢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
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
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只能帶到墳墓裡去了。
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
這才是帛書《易傳》裡《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裡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
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歷史重任。
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裡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歷史之門關閉了。
這剛剛開啟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
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後封建時代。
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及竹書《周易》的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
帛書《易傳·要》文的重見，為我們提供了孔子這位偉大思想家理性的對《周易》的認識。
孔子理性的認識《周易》無疑對先秦“易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那麼，孔子所見的《周易》文字，無疑是春秋《周易》文字了，而非是已被改造成的“九·六”數字卦爻式《周易》文字。
當然有《左傳》中的記載，春秋時期巫史已將春秋繇題文字《周易》用於筮卜了，孔子所見的只能是春秋《周易》文字，雖然《要》文中並沒反映《周易》是何種的文字。
既不反映“繇題”內容，也不反映“爻題”內容。
但可以推知，孔子時期所讀的《周易》文字，是把畫符號及名稱加繇辭的春秋《周易》文字。
總之，無論《要》文記載孔子老而好《易》，是否是真實孔子的言論，或是孔子後學者的思想，都表明對《周易》一書性質認識上的突破，並不被史巫用於卜筮所矇蔽，而看出《周易》思想理論的光輝。
我們重溫考古上發現西漢初佚文帛書《易傳·要》裡記載偉大孔子所發出的理性聲音:“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稀.”
“夫《易》，剛者使知懼，柔也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