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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貼心性格:打動人心最難,也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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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順則順,不可逆著來人的性格中常有兩種因素:順人心和逆人心。

前者可以不費太多的力氣,就能心想事成;而後者則往往是給自己找彆扭。

在胡雪巖看來,順勢一推,往往可以節省資金、體力和時間,立即獲得贏利。

胡雪巖善借東風,這是他張揚有形勢力、從而遊刃商界的一個性格絕學。

1862年2月(同治元年正月),他初識左宗棠,左是新任浙江巡撫。

俗話說“天高皇帝遠”、“縣官不如現管”,胡雪巖明白要在浙江這塊地皮上賺錢,並謀求向外發展,當然需要與眼前這位“土地神”套上關係。

因此,他便把受王有齡委託從上海採辦來而因故未能運入杭州城的軍糧軍需當作謁見左宗棠的見面禮,從此開始了兩人長達20年的密切合作和傾心交往。

左宗棠在青年時代就寫聯明志:“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

可以說,他取得這樣高的地位是他多年奮鬥得來的。

而比他小12歲的胡雪巖在他施展抱負、建功立名的過程中給予了莫大的支援。

胡透過購武器、籌糧、籌餉,參與左宗棠鎮壓太平軍、捻軍、陝甘回民起義的行動,在當時可是大清朝了不得的重大國事。

胡雪巖還為左宗棠協理洋務,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左宗棠以60多歲的高齡掛帥出征,與阿古柏等分裂勢力逐鹿於西北蠻荒之地時,左的政敵冷嘲熱諷,各省觀望延緩,而胡雪巖精心選購西洋軍火,奔走籌借洋款,在幫助左宗棠收復新疆這件大事中出了大力。

彼時彼刻,在左宗棠的眼裡,胡雪巖恐怕已成了春秋時犒師救鄭的弦高、西漢時輸財助邊的卜式一類的良商了。

胡雪巖為左宗棠效犬馬之勞的結果,是獲得了對方的信任和倚重,且看左是怎樣評價他的:左宗棠在一篇奏稿中說:“江西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

杭州光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

1864年4月(同治三年三月),左宗棠在給長子孝威的信中說:“胡雪巖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

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辦賑撫,亦實有功桑梓.”

1878年3月27日(光緒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致譚仲麟的信中說胡雪巖是他“依賴最久、出力最多之員”。

此外,據胡雪巖曾孫胡亞光《安定遺聞》記載,左宗棠曾對人說,浙江有奇才異能者二,一為本丙(1832~1899,字松生,世營布業,富於資財,有“嘉惠堂”藏書室,曾補集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著有《庚辛泣杭錄》);另一個就是胡雪巖。

胡雪巖透過公事與左宗棠建立了私交。

左宗棠於1881年(光緒七年)調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後,派差官護送侄女赴浙,先從南京搭乘輪船至滬,由滬至浙的船隻,就託給胡雪巖照料,1883~1884年,胡雪巖瀕臨破產,還吃了官司,左宗棠從南京三次到上海胡雪巖住處探望。

胡雪巖有出將入相的左宗棠作為靠山,在總辦糧臺、勸捐、軍火買賣、借款中上下其手,撈了不少好處,更重要的是,有了洋務派左文襄公的手下紅人這一塊牌子,他在商場更能左右逢源了。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胡雪巖就接受清軍官兵的存款,這些錢財多是在攻城搶掠中得來的不義之財。

如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所記曾接受胡雪巖資助的那位湘軍營官在重逢胡雪巖時,說:“今我有資10萬,皆得自賊(統治者對農民起義軍的誣稱)中者,固不足告外人.”

結果他的這筆浮財就成了胡雪巖開設錢肆的資金。

隨著戰局的推進,“諸將既得賊中貨多,而克城皆置局榷稅,餉入亦豐,莫不儲之光墉所”。

到左宗棠鎮壓陝甘回、捻時,“肆中湘人存資過千萬”。

後來,胡雪巖的錢莊開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顯貴紛紛至胡雪巖處託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親王奕,他是同治帝的叔叔、光緒帝的伯伯。

還有文煜,此人是滿洲正藍旗人,由官學生授太常寺庫使,累遷刑部郎中,歷任直隸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蘇布政使、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直隸總督、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到1877年擢刑部尚書,1881年做了協辦大學士。

文煜自己的地位相當於副宰相,他與奕訁斤還是兒女親家(文煜的女兒是奕訁斤長子載徵的嫡福晉),他在宦海弄潮多年,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銀號中存銀就有70萬兩。

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靖在阜康的存款有38萬兩。

胡雪巖經商的順勢法,重在為做生意奠定好的根基。

摸透人心,想著自己的事在古代,精明的商人總是有多種多樣的性格,他們有時舍利取義,有時舍小取大,不在乎今日之可取,而重於將來之大用。

胡雪巖的性格絕學之一是能從大處考慮問題,做到先摸透人心,再想清楚自己的事。

在晚清,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

尤其是在晚清極其腐敗的政治制度之下,吏治混亂、私慾膨脹。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善打心理戰,才能成為精明的商人。

“能猜察別人的心理想法,是做生意的一大奧妙.”

這是胡雪巖的名言。

王有齡在胡雪巖的幫助下順利完成調動漕米的公事,一下子在浙江獲得能員的稱譽,很快就得到署理湖州府的美缺。

按慣例他應該既已得州府實缺,就應交卸海運局坐辦的差使,但由於調動漕米拉下的虧空一時無法填補,加上還有一些生意上的事務牽涉到海運局,王有齡想暫時兼領海運局坐辦。

這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要得到撫臺的批准。

不過,當王有齡向浙江撫臺黃宗漢提出這個請求時,黃宗漢卻有意賣了個關子,對王有齡的請求只做了一個兩可回答,卻向他問及阜康錢莊的情況,並提出要請胡雪巖的阜康錢莊為自己代匯一筆10000兩銀子的捐輸軍餉。

王有齡自然爽快答應,說是隻要撫臺大人招呼,給下錢來即隨時匯出。

不料王有齡話沒說完,黃宗漢便端茶送客,而對於王有齡兼領海運局坐辦的事,也置之不理了。

這樣一來,倒把王有齡弄了個雲山霧罩,不知其理。

還是胡雪巖看得準。

這黃宗漢原是一個貪財刻毒、翻臉不認人、一心搜刮銀子而不恤下情的小人。

浙江前任藩司椿壽,就因為沒有理會他40000兩銀子的勒索,被他在漕米解運的事情上狠狠地整了一把,以致生路全失,自殺身亡。

胡雪巖告訴王有齡,他在黃宗漢提出代匯捐輸軍餉的要求時給黃宗漢的回答,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黃宗漢哪裡是要自己借阜康錢莊交匯捐輸軍餉?他其實是要借海運局的差使,勒索王有齡的銀兩,而且“盤口”都已開出來了,就是10000兩銀子。

你王有齡不明就裡,還在那裡大包大攬,說是讓他發下銀子即刻匯出,你如果不是有意裝糊塗,就是愚蠢,他哪裡還會理你兼領海運局坐辦的碴?在胡雪巖的點撥下,王有齡恍然大悟,趕忙在第二天代黃宗漢交了10000兩銀子的捐輸軍餉。

而事實上也真正是“藥”到“病”除,10000兩銀子交出,他也隨即得到兼領海運局坐辦的批准。

黃宗漢為官極為貪婪,但他從不公然索賄,手下人要是不給,黃宗漢也不會發作,但是,往後可以另外尋個名目,修理禮數不夠的屬下。

胡雪巖是好樣的,他看出黃宗漢的德性,只有使銀子買平安。

有了這次前車之鑑,胡雪巖對黃宗漢日後的索賄也就心照不宣了。

辦理漕糧事件之時,王有齡與胡雪巖一行前往上海松江府這趟差使出發之前,“浙江海運局坐辦”王有齡提領公款30000兩銀子,作為路上差旅盤纏。

其實,30000兩銀子當中,實實在在只有10000兩用於差旅,其他兩萬兩,則另有用途。

胡雪巖事前英明指出,巡撫黃宗漢對錢財看得甚重,這趟出去,一定要給黃巡撫弄點好處,他要王有齡去探口風。

果不其然,黃宗漢暗示要20000兩銀子,所以,胡雪巖就要王有齡挪用公款20000兩,一路帶著,到了上海之後,匯到福建黃宗漢老家。

胡雪巖辦事精明識趣,經常讓長官心裡想的得以實現,使得黃宗漢對他大開方便之門。

後來胡雪巖在浙江的許多生意比如販運軍火,也是藉助他的力量完成的。

然而,獻賄也並非全都如此簡單明白,送銀子了事。

對一些主要人物,比如朝廷大員,這要使巧計不露形跡地去做。

胡雪巖不愧為這方面的高手。

胡雪巖在光緒七年三月來到北京。

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同意由他向洋人借300多萬兩銀子的外債。

剛到北京,他就面臨兩項需索。

首先,左宗棠與光緒皇帝之父醇親王交好,醇親王身兼朝廷禁衛軍“神機營”司令,邀請左宗棠去看神機營操練,事情早就講定了,但日期始終沒敲定,說是要等胡雪巖到京之後,才能確定。

胡雪巖心中雪亮,知道所講“要等胡老爺到京後再決定”,無非是說“胡老爺有錢,等胡老爺到京之後,帶著錢去看神機營操練,看完之後由胡老爺放賞”。

第二樁需索,則與胡雪巖借外債息息相關。

那時候,滿人寶任戶部尚書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於現在的財政部長兼外交部長。

胡雪巖想要借外債,“外”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關,而“債”則是戶部的業務職掌。

所以說,寶一關一定要打通。

怎麼打通,還不是送銀子!問題是,胡雪巖並不認識寶,總不能就這樣帶著銀票上寶家去。

胡雪巖本事大,經過打聽,竟然探聽出一條門道。

原來,北京城有個地方叫“琉璃廠”,專賣文房四寶、書籍、古董、字畫,這地方到現在還有,還是經營這些行業。

那時候,清廷滿朝權貴無不視賄賂為當然,可是又礙於顏面,不敢公然行之。

於是,就想出了變通辦法,這變通辦法,就是與琉璃廠商家掛鉤,由商家擔任賄賂中轉站。

事情是這樣辦的:某人打算向某大員求事,求取某一官職,則先與琉璃廠商家接頭,講定以若干銀兩購買一件古董或一幅字畫。

接著,琉璃廠商家就到大員公館去,取得古董或字畫,拿回琉璃廠,賣給行賄者。

行賄者買到古董或字畫,送給大員;琉璃廠賣出古董或字畫,獲得銀兩,留下回扣與手續費,把剩下銀子交給大員公館。

所以說,就某大員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古董或字畫交給琉璃廠商人,商人賣給行賄者,行賄者又把東西送回大員公館,某大員並沒少了東西。

另一方面,卻由琉璃廠商號送來銀兩,某大員並沒有直接收受行賄者銀子,他只是收了古董或字畫,總算是文人雅士贈送文物,並沒沾上銅臭。

這真是有意思,明明是拿紅包收賄款,但就是沒有直接收錢。

胡雪巖就是用這種辦法,巧妙地送了寶30000兩銀子,結果該大員在朝廷上拼命地說借洋債的好處,終於使這一事落實下來。

而胡雪巖辦事的方式還不僅為送錢送物,他深諳衙門裡的人的心思,拉攏手段也幾乎到了無所不為的地步。

胡雪巖一行人抵達上海郊區淞江府之後,與松江漕幫搭上線,漕幫祖宗魏老爺子交代手下大哥尤老五,一定要好生招待胡雪巖一行。

胡雪巖那幫人,品流不齊,領頭者是學官兩棲王有齡,往下數,還有兩個幕僚隨員,一個姓吳,另一個姓周,都以“海運局委員”名義,隨行辦事。

往下,還有聽差高升,以及打雜下手。

為了照應這麼一大幫人,胡雪巖心思縝密,分門別類,從大老爺王有齡到聽差高升,全都安排做了一趟風月之旅。

胡雪巖的手段就在這裡,什麼人去什麼地方,分得清清楚楚,絕不龍蛇混雜。

由於胡雪巖深知那些“特殊人”的心理,而且總能投其所好,他的商業行為也左右逢源,得以順利進行。

善於抓住不同人的特點每個人的做人之法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弱點。

一般講,最容易突破的就是人的弱點。

胡雪巖的高明之處,還在於他善於抓住不同人的特點,區別對待,也就是通常說的“投其所好”。

這是胡雪巖成大事的性格絕學之一。

在胡雪巖的那個時代,要經營勢力,離不開銀子的作用,大多數人都是眼盯錢袋的。

胡雪巖深諳此道,自然也從不吝惜銀子,甚至到了有索必給、有“求”必應的地步。

比如浙江藩司麟桂調署江寧藩司,臨走時在浙江虧空的20000多兩銀子需要填補,又一時籌不到這筆款項,便找到胡雪巖請他幫助代墊,胡雪巖二話沒說便爽快地應承下來,以至麟桂派去和胡雪巖相商的親信也“激動”不已,稱胡雪巖實在是“有肝膽”、“夠朋友”,要他一定不要客氣,乘麟桂此時還沒有卸任,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來,反正惠而不費,他一定肯幫忙。

胡雪巖做的卻也實在“漂亮”,他沒有提出任何索取回報的具體要求,只是希望麟桂到任之後,有江寧方面與浙江方面的公款往來,能夠指定由阜康代理。

這一點點要求,對於掌管一方財政的藩司來說,自然是不費吹灰之力。

事實證明,胡雪巖的投資是有眼光的,最終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前文所說的對黃宗漢、對朝中大員,都是看準了他們愛錢的特徵,對症下藥,收效甚豐。

但是,送錢並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也有愛金錢更愛美女的。

胡雪巖認準這一點,忍痛割愛亦在所不惜。

當初,浙江巡撫黃宗漢露出口風要動一動了,就得考慮一下浙撫的位置誰來接替最為合適。

為自己的利益計,這個位子由何桂清接任最合適,為此,胡雪巖專門去了一趟蘇州,遊說何桂清早日進京活動。

至於費用,可以由胡雪巖放款(其實也就是代墊了)。

沒想到光是金錢難以驅動何桂清,何桂清年少得意,在情、色上免不了看不開,居然迷上胡雪巖的寵姬阿巧。

這使胡雪巖非常意外。

對於阿巧,胡雪巖自相遇之日,便有“西南北東,永遠相隨無別離”的屬意。

現在要做“斷臂贈腕”的舉動,這個決心委實難下。

最終,他還是做了“退一步想”的打算,忍痛割愛,將阿巧讓給了何桂清。

何桂清見胡雪巖竟然以美相讓,萬分感動,當即帶阿巧上京打點,不多日便補了黃宗漢的缺。

從那之後,他對胡雪巖非同一般,一直到死,都是胡雪巖生意的堅強後盾。

贈金、贈美,對以一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使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又都失去作用了。

起初,由於杭州被太平軍佔領期間的謠言,此時的左宗棠對胡雪巖既早聞其名,也早有戒備,他甚至接到許多狀告胡雪巖的稟帖,決定一律查辦,指名嚴參。

這位素有“湖南騾子”之稱的總督,在胡雪巖前去拜見時,甚至都不給他讓座,很是“晾”了他一把。

而胡雪巖終於還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引為知己,左宗棠由此成為胡雪巖比王有齡更有力量的支持者。

後來也就是因為左宗棠的一力舉薦,胡雪巖才得到朝廷特賜的紅頂子。

胡雪巖取得左宗棠的信任,其實只做了兩件事:第一,獻米獻錢。

胡雪巖回杭州,帶到杭州去的有10000石大米和10萬兩銀子。

本來這10000石大米有一個名目,那就是當初杭州被圍時,胡雪巖與王有齡商量,由胡雪巖冒死出城到上海採購大米以救杭州糧絕之急。

胡雪巖購得大米10000石運往杭州但無法進城,只得將米轉道寧波,現在杭州收復,胡雪巖將這10000石大米又運至杭州,且將當初購米款20000兩銀子面交左宗棠,等於是他既回覆了公事,以此證明自己並非攜款逃命,而又另外無償獻給左宗棠10000石大米。

那10兩銀子則是胡雪巖為了敦促攻下杭州的官軍自我約束、不要擾民而自願捐贈的犒軍餉銀。

清軍打仗,為鼓勵士氣,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攻城部隊只要攻下一座城池,3日之內可以不遵守禁止搶劫姦淫的軍規。

胡雪巖獻出10萬兩銀子,是要換個秋毫無犯。

第二,主動承擔籌餉重擔。

左宗棠幾十萬兵馬東征鎮壓太平軍,每月需要的餉銀達25萬之巨,當時朝廷財政支絀,用兵打仗採取的是“協餉”的辦法,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錢來做軍隊糧餉之用,實際上是各支部隊自己想辦法籌餉。

胡雪巖聽到左宗棠談起籌餉的事,毫不猶豫地表示自己願意為此盡一分心力,而且當即就為籌集軍餉想出了幾條很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胡雪巖做的這兩件事,的確做到了對“症”下“藥”,因而也是一下子“藥”到“病”除。

所謂對症,是因為糧食、軍餉,都是左宗棠此時最著急也最難辦的事。

杭州剛剛收復,善後是一件大事,而善後工作要取得成效,第一位的是要有糧食,另外,當時鎮壓太平軍實際是左宗棠與李鴻章協同進行,太平軍敗局已定,左宗棠當然想爭頭功,這個時候,糧草軍餉也是當務之急。

沒有糧餉就無法進一步展開攻勢,而且一旦“鬧餉”,部隊無法約束,也就勢成“烏合”,還會釀出亂子。

胡雪巖的到來,使左宗棠這兩件讓他頭痛的事情一下子迎刃而解,哪裡還有得不到他賞識的道理?用左宗棠的話說,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不但杭州得救,肅清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了。

難怪胡雪巖去拜見他,開始連座都不讓,到聽說運來了糧食,不僅讓座而且是升炕,而到了談及籌餉,他馬上吩咐留飯了。

這對症下藥,說到底也就是投其所好。

正如送禮,要送得合適,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對方喜歡。

而要對方喜歡,常常也就是送給對方急需的又一時沒有的。

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求事功,胡雪巖正好給他送去了能使他成就事功所必需的東西,一送之,也就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胡雪巖說:“送禮總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東西.”

可見他是深諳此道的。

胡雪巖在商場中如魚得水,跟他善於抓住弱點並進而投其所好的心計和手腕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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