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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之前胸中必須裝有大局一個人不能沒有宏大性格，沒有大局觀念，更不能在不起眼的地方拔出來，而應看準大局，做出一番大事。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
胡雪巖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
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駕馭時局，胡雪巖正是駕馭時局的典範。
胡雪巖所處的時代為其成功奠定了一個前提環境。
胡雪巖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歷經清代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面。
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固步自封。
近世前期二三百年間，明清專制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國錯過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
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巖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
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
透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佔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國待遇。
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
“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乘虛而入，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
此後的10年間，本來就深受封建統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國主義壓迫這一重負，生活境況更加惡化，紛紛鋌而走險。
僅《清實錄》道光、咸豐兩朝所載，1842～1852年，全國武裝起義就有92起。
1851年1月11日，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發動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太平軍勢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國，繼而迅速挺進兩湖，奠都南京，接著又溯江西征，揮師北伐，在相當長時間內，佔有大片地盤，與清廷分庭抗禮。
在此期間，上海與福建的小刀會、兩廣天地會、紅巾軍、北方捻軍、貴州苗民、雲南彝民和回民、陝甘回民、山東白蓮教、浙江天地會也紛紛舉起反清大旗。
中國內戰使列強有隙可乘，他們趁火打劫，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
經此變故，外來勢力從沿海擴大到長江流域，從華南伸展到東北，中國的領海和內河主權、海關和貿易主權、司法主權受到侵害，特別是公使駐京一條，意味著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時行面君之禮的“貢使”，而是以條約為護符、恃武力為後盾的公使，這對以“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說是個致命的打擊。
道光以後內戰外禍的結果使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旱、澇、蝗、飢、疫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鴉片走私、戰爭賠款、內戰軍費加之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得清政府財政狀況極端惡化。
國庫罄懸必使百業受困。
19世紀中下葉正是舉辦洋務、籌邊固防之時，常有請款之奏，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
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物質基礎做統治基礎，晚清財政的窘態為擁有殷實資本的商人介入國事提供了客觀前提。
其次，商品經濟發展和歐潮澎湃東來衝擊著傳統的農本商末觀念，為商人施展抱負創造了較前寬鬆的氛圍。
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封建政府對極易引起人口流動、破壞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商品經濟採取苛刻的態度，奉行以農稼為本、以工商為末的政策。
自漢朝以來，都有輕商的傳統，以後各朝均奉行不變。
傳統的崇農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導致了“商為末業”、“商人為四民之末”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政府立國施政還是民間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的原則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載體，起著溝通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聯絡的紐帶作用。
社會發展需要商品經濟，誰也無法迴避這個客觀事實。
加上封建政權租賦仰給農田，往往竭澤而漁，導致種田勤苦而利薄，經商安逸而利厚，受實際功利的驅使，總有那麼一批人會不顧政府的貶黜去闖蕩商海，所以商品經濟在封建高壓下依然有緩慢的發展。
到明朝中、後期，已在磨難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的變革因素已悄悄萌動。
進入晚清，偏離傳統軌道的程序因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呈現跳躍式的軌跡。
戰後，由於門戶洞開，各國大量輸銷工業品、掠奪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中國被迫捲入世界市場，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首先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受到衝擊。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透過控制海關、航運、財政、金融等經濟樞紐，把經濟活動拓展到中國廣大腹地，並深入窮鄉僻壤，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
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舉辦洋務新政，開辦一批近代軍事、民用工業，這就促使傳統的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向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化商品經濟過渡，社會出現力田稀、服賈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來，西方物質文明、生活習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透過洋貨輸入、傳教佈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眾傳播等各種渠道傳入中國，這至少從以下兩個方面對中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方面，歐潮東漸與商品經濟聯合衝擊傳統社會安貧樂道、黜奢尚儉的固有觀念，致使去樸從豔、鬥富競奢成為愈演愈烈的社會時尚。
因而導致了從商獲利成為了一種趨向。
另一方面，西學，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包括那時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廣泛傳入中國，伴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人們透過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強弱之本，越來越感到學習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條即借鑑西方國家以商立國的經驗。
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造就了人。
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巖遊走商界的一個社會平臺。
但僅有這一條是不夠的。
重要的是，胡雪巖能在這個時代中把握變幻莫測的時事大局，這一點是胡雪巖成為商界鉅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巖駕馭時局，首先體現在與洋人打交道這件事情上。
隨著交往的增多，他逐漸領悟到洋人也不過利之所趨，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縱之，最後發展到互惠互利，其間的過程都是一步一步變化的。
但胡雪巖的確有一種天然的優勢，就是對整個時代的走向有先人一步的瞭解和把握，所以能先於別人籌劃出應對措施。
有了這一先機，胡雪巖就能開風氣，佔地利，享天時，逐一己之利。
當我們說胡雪巖對時事有一特殊駕馭時，我們的意思是，胡雪巖因為佔了先機，故能夠先人一著，從容應對。
一旦和在紛亂時事中茫然無措的人們相比照，胡雪巖的優勢便顯現出來。
清朝發展到道、鹹年間，舊的格局突然受到衝擊。
洋人的堅船利炮，讓一個至尊無上的帝國突然大吃苦頭，隨之引起長達十幾年的內亂。
這一突然變故，在封建官僚階層引起分化。
面對西方的衝擊，官僚階層起初均採取強硬措施，一致要維護帝國之尊嚴。
隨後，由於與西方接觸層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勢力上的強大，主張對外一律以安撫為主，務使處處謹慎討好，讓洋人找不到生事的藉口。
這一想法固然可愛，但又可憐可悲。
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為一味地安撫就可籠住洋人，無非是隔了一層的主觀願望。
另一部分人則堅持以理持家，對洋人採取強勢態度。
認為一個國家斷不可有退縮怯讓之心，免得洋人得寸進尺。
這一派人以氣節勝。
但在實際事情上仍然難以行得通，因為中西實力差別太大，凡逢交戰，吃虧的盡是老百姓。
這兩路人都是站在帝國的立場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說都是“隔”了一層的做法。
另外一部分人，因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漸與洋人合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討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為中國做上一點好事。
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買辦商人以及與洋人交涉較多的沿海地區官僚。
對於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產生政治見解上的不同。
與胡雪巖有關的，在早期，薛煥、何桂清、王有齡見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態度，這與曾國藩等的反感態度相對，形成兩派在許多問題上的摩擦。
利用洋人，這是薛、何、王的態度，表示擔憂和反對，這是曾國藩的態度。
胡雪巖因為投身王有齡門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堅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場的策劃者、參與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國藩、左宗棠觀點開始變化。
左宗棠由開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賞，進而積極地要開風氣之先，胡雪巖之洋人觀得以有了依託。
基於這種考慮，胡雪巖從來都緊緊依靠官府。
從王有齡始，運漕糧、辦團練、收厘金、購軍火，到薛煥、何桂清，籌劃中外聯合剿殺太平軍，最後，還說動左宗棠，設定上海轉運局，幫助他西北平叛成功。
由於幫助官府有功，胡雪巖得以使自己的生意從南方做到北方，從錢莊做到藥品，從杭州做到外國。
官府承認了胡雪巖的選擇和功績，也為胡雪巖提供了他從事商業所必須具有的自由選擇權。
假如沒有官府的層層放任和保護，在這樣的一個封建帝國，胡雪巖處處受滯阻，他的商業投入也必然過大。
而且由於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經營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氣候。
可以看出，胡雪巖對那個時代的時事時局有獨到的把握和應對，這也直接決定著胡雪巖事業的巨大成功。
把整個局勢全部藏在心中一項投資能否最終經營成自己的一道財源，要作出準確的判斷，並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這其中的關鍵是要有全域性判斷的能力，要有能在整個局勢的盤算中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的眼光。
能夠“盤算整個局勢”，能夠看出整個局勢發展的大方向，並知道如何“照這個方向去做”，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這才叫看得準。
胡雪巖在他的鼎盛時期能縱橫商場保持不敗，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有於複雜局勢中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的過人的眼光。
比如在蠶絲銷洋莊的生意中，就顯示了他這種過人的眼光。
為了結交絲商巨頭，聯合同行同業，以達到能夠順利控制市場、操縱價格的目的，胡雪巖在湖州收購的蠶絲運到上海後，一直囤到第二年新絲上市之前都還沒有脫手，而這時出現了幾個情況：一是由於上海小刀會的活動，朝廷明令禁止將絲、茶等物資運往上海與洋人交易；二是外國使館會銜，各自佈告本國僑民，不得接濟、幫助小刀會；三是朝廷不顧英、法、美三國的聯合抗議，已經決定在上海設立內地海關。
這些情況對於胡雪巖正在進行的生絲銷洋莊的生意來說，應該是有利的。
一方面新絲雖然快要上市，但由於朝廷禁止運往上海，胡雪巖的現有囤積也就奇貨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設立內地海關，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從洋人佈告本國僑民不得幫助小刀會，和他們極力反對設立內地海關的情況看，他們是迫切希望與中國保持一種商貿關係的。
此時胡雪巖聯合同行同業操縱行情的工作已經大見成效，繼續堅持下去，迫使洋人就範，將現有存貨賣出一個好價錢，一定不是太難。
但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胡雪巖毅然決定將自己的存絲按洋人開出的並不十分理想的價格賣給洋人。
作出這一決定，就在於胡雪巖由當時出現的各種情況，看出了整個局勢發展必然會出現的前景。
當時太平天國已成強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看到這一點，從他們的態度看，他們事實上已經決定與朝廷接續“洋務”了。
同時，雖然朝廷現在禁止本國商人與洋人做生意，但戰亂平定之後，為了恢復市場，復甦經濟，“洋務”必得繼續下去，因而禁令也必會解除。
按歷來的規矩，朝廷是不與洋人直接打交道從事貿易活動的，與洋人做生意還是商人自己的事情。
正是從這裡，胡雪巖看出了一個必不可易的大方向，那就是，他遲早要與洋人長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巖看來，中國的官僚們從來不會體恤為商的艱難，不能指望他們會為商人的利益與洋人去論斤爭兩，因此，與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順利，最終只能靠商人自己的運作。
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點交情給洋人”，為將來留個見面的餘地，因此，即使現在自己暫時無法實現控制洋莊市場的目標，也在所不惜了。
這就是胡雪巖眼光精明之所在。
這一票生意做下來，他確實沒有賺到錢，但由於有這票生意“墊底”，胡雪巖也確實為自己鋪就了一條與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
事實上，胡雪巖在這一筆生意“賣”給洋人的交情，馬上就為他賺來了與洋人生絲購銷的3年合約，為他以後發展更大規模的洋莊生意，為他借洋債發展國際金融業，總之為他馳騁十里洋場，留下了一個很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