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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與人交談中，千萬不要把話說得過於絕對。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人家問你“烏鴉是什麼顏色的啊？”
你千萬別望文生義，或者憑藉見過幾只黑鳥的有限經驗而武斷地回答：“烏鴉嘛，絕對是黑色的！”
而聰明的女人則會這樣回答：“天下烏鴉一般黑！”
假如人家大白天裡看到灰色的，棕色的甚至白色的烏鴉了，跑來反駁你。
“瞧，你看，你看，這烏鴉不是黑色的！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你仍然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笑嘻嘻地說：“老兄千萬別斷章取義，我說的是天下的烏鴉一般是黑的。
‘天下烏鴉一般黑’嘛。
您這是找到特例了呀.”
如此，保管你立於不敗之地。
這不是抵賴，這是含糊說話的技巧所在。
任何時候都不要把話說絕了，所謂“話到嘴邊留三分”，說話要留有餘地，不能把話說死，才能進退自如。
某地一家國有企業曾經有一批“請調大軍”，對此，新來的女廠長並沒有大驚小怪，更沒有埋怨指責，面對幾百名“請調大軍”，她發出肺腑之言：“咱們廠是有很多困難，我也怵頭。
但領導讓我來，我想試一試，希望大家給我半年時間，如果半年後咱廠還是那個樣，我辭職，咱們一塊走！”
這些話語沒有高調，樸實無華，既是人格的表現，又是模糊語言的恰當運用。
女廠長沒有堅定地表示決心，而是“我也怵頭”；她沒有把話說絕，而是“我想試一試”；她沒有正面阻止調動，而恰恰相反，“如果半年後，咱廠還是那個樣，我辭職，咱們一塊走”。
然而，誰也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來“試一試就走”的女廠長。
相反，人們正是從她那入情入理、心底坦蕩的語言中感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
結果，這個工廠像是一個得了狂躁病的人吃了鎮靜劑那樣恢復了平靜，一心要幹下去的人增強了信心，失去了信心的人振作了精神。
模糊語言在這裡發揮了神奇的作用。
模糊的語言一語雙關，含不盡之意在語言外，在這種場合，成了溝通思想而又不致引起矛盾的特殊方法。
我們在平時的交際中，常常用“如果時間允許”來回答朋友們熱情的邀請，“如果時間允許”，就是模糊語言，它既顯得彬彬有禮、十分中肯，又給我們自己創造了一個寬鬆的語言環境。
試想若用“不能去”或“馬上就去”等非常確定的語言來回答，其效果都不會理想。
直接拒絕說“不能去”有點不盡情誼，說“馬上就去”可是事後沒時間去失約又會影響感情。
這就是外交上經常會用到的技巧“彈性外交”策略，用到平時的交際中也是非常好的交際方式。
在談話時，我們要端正思維方式，衝破傳統的、習慣的“非此即彼”的思維約束，尋求兩個對立極端的中間狀態，使其真正與現實問題相吻合。
徹底拋棄“非對即錯”、“非社即資”、“非黑即白”等長期困擾我們的違反辯證法的極端觀念。
一位偉人曾針對這種“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提出：“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
這位偉人的意思也是要我們學會含糊說話，不要輕易說出絕對的話，因為話說出口之後是很難收回的。
所以說言談不可把話說絕，這是一種為人處世的高明的策略。
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也不難，這裡面有個技巧，就是妙用含糊措辭。
含糊措辭是運用不確定的或不精確的語言進行交際的方法。
在公關語言中運用適當的含糊，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藝術。
辦事需要語言的模糊性，這聽起來似乎是很奇怪的。
但是，假如我們透過約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語言的模糊性，那麼，就會使我們的語言變得十分貧乏，使它的交際和表達的作用受到限制。
例如：一位女經理在給員工作報告時說：“我們企業內絕大多數的青年是好學、要求上進的.”
這裡的“絕大多數”是一個儘量接近被反映物件的模糊判斷，是主觀對客觀的一種認識，而這種認識往往帶來很大的模糊性。
因此，用含糊語言“絕大多數”比用精確的數學形式的適應性強。
即使在嚴肅的對外關係中，也需要含糊語言，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受歡迎的人”，等等。
究竟是什麼原因，為什麼不受歡迎，其具體內容，不受歡迎的程度，均是模糊的。
平時，你要求別人到辦公室找一個他所不認識的人，你只需要用模糊語言說明那個人矮個兒、瘦瘦的、高鼻樑、大耳朵，便不難找到了。
倘若你具體地說出他的身高、腰圍精確尺寸，倒反而很難找到這個人。
因此，我們必須至少在辦事說話時放棄這樣一種觀念：“較準確”總是較好的。
關於含糊這個問題，我們經過大量的實踐和總結，得出了以下兩個含糊措辭法，大家不妨在實際生活和工作當中運用一下，或許會對你有所幫助。
（1）寬泛式含糊法寬泛式含糊法，是用含義寬泛、富有彈性的語言傳遞主要資訊的方法。
（2）迴避式含糊法迴避式含糊法，是根據某種場合的需要，巧妙地避開確指性內容的方法。
在涉外接待活動時，每當與外賓交談會話中，遇到“難點”就應巧妙迴避轉移。
不管怎樣，含糊的措辭也是實際表達中需要的，常用於不必要、不可能或不便於把話說得太實太絕的情況，這時就要求助於表意上具有“彈性”的委婉、含糊措辭，一方面是為了給自己留條後路，另一方面，這也是避禍、解圍屢試不爽的絕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