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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保持懷疑和謹慎的樣子，有時候看來很不可愛。但畢竟這樣的態度，是人類體內自帶的自我保護基因。可是當這種態度變成探索的前提和動力時，那種樣子又非常可愛。
殷商和西周前期，人類社會幾乎沒能留下足量和可信的證據供後代進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信使時代還未到來。
在那些沒有正統規範的記載制度、沒有傳染病基本科學框架、沒有醫療和防疫從業人員的政權統治下，有可能存在對細菌和病毒認知和防疫抗疫常識嗎？曾經主宰中原地區的“三無”廣域王權國家，也會有抗疫記錄和經驗嗎？
出土文物和遺存，出土或傳世文獻，發揮出證據作用，併成為古史重建的素材。但似乎功能至此，在探索古代疫病問題時，依然力不從心。
在談論早期文明光華繁盛，商周時代刻甲鑄鼎，無名先民曾經來過時，我們不妨試著談談這個時代的瘟疫是什麼、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不可否認，在近代之前，中國人未能找到瘟疫的原因。在未知因由的歷史裡談歷史，重要的是觀察歷史程序，尤其是那些程序的進步意義，程序中各個因素的主次、結構，以及程序的篩選功能。
對於抗疫史，本文重在觀察在歷次與瘟疫的鬥爭中，前人怎樣逐步從矇昧走向相對理性的過程。畢竟，今人知曉前事的目的是明確當下所處的位置，進而找到前進的方向，而不是以當代的智慧來苛求前人。
所以，在中國防疫抗疫歷史重建和書寫時，還是要給予其一個相對長時間的關照。
“落後”的先民其實很可以！這是抗疫史存在的意義，更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進，攻堅克難的文化基因。
治病的前提是知病。我國著名甲骨學家、考古學家、史學家胡厚宣教授，在其著名論文《殷人疾病考》中，透過考證甲骨文字，總結出商代出現的十六種疾病，並確認在殷商時期，傳染病已經為官方和民眾所認知：
“殷高宗武丁一朝，五十九年之間殷人之病，凡有頭、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產、婦、小兒、傳染等十六種，具備今日之內、外、腦、眼、耳、鼻、喉、牙、泌尿、產婦、小兒、傳染諸科。”
胡厚宣，1911年出生於河北望都。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進入史學系學習。1934年畢業後，由董作賓、徐中舒推薦，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
之後，他參加梁思永教授帶領的河南安陽殷墟考古隊，先後參與發掘小屯、龍山、仰韶三層文化，後前往發掘西北岡王陵。可以說，殷墟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幾次發掘活動，胡厚宣教授都曾經參與併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教授不僅從事發掘，更專注整理甲骨實物，考辨甲骨文字等的工作。而胡厚宣教授在甲骨學上的貢獻和突破，在於他利用科學方法統計、分析甲骨，結合出土文物和歷史文獻，進行殷商通史和專門史研究。其著作《甲骨學商史論叢》，即為一部具有突破性和先進性的科研成果。1942年一經問世，即獲好評，並於當年獲得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的科學發明獎。
學術審議委員馬衡先生對該書評價如下：
甲骨文字之研究，始於孫詒讓。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於王國維。惟其時材料零亂，整理開始，篳路藍縷，僅啟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發掘殷虛後，材料始有系統可言。又經董作賓等以科學方法，從事整理，分析時代之先後，於是史料乃可完全應用。作者擬以三數年之力，整理舊稿，寫印《甲骨學論叢》若干集，以為商史之長編。然後以二十萬字，寫一《殷商新史》。此固為作者之宏願，實亦現時最需要之著作。此編為《論叢》第一集，如《卜辭下乙說》、《四方風名考證》等文，皆能有所發明，可為不易之論也。（胡厚宣 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人們對“甲骨四堂”耳熟能詳，卻鮮有人知道，在甲骨學界，胡厚宣教授與王國維、董作賓而先生並稱三大甲骨學者。
作為“三大”之一，胡在殷商疾病和治療方面的論證，與其說具有權威性，不如說是更加系統、科學，禁得起時間考驗，禁得起專業推敲。
《殷人疾病考》由歷史學考古學者所著，但其專業性得到醫療衛生專業學者認可。胡厚宣之後，亦有大量相關學術論文問世，但後來者始終無出其右。
當代甲骨學、古文字學專家李宗焜教授認為：
“後來發表的這些討論殷代疾病與醫療的主要論著，材料的蒐羅比以往更多，實際已遠比胡先生所舉更為‘翔實’，但仍有未為各家所提及的重要材料；而諸多論述中，不盡恰當之說仍然不少。尤其對殷代醫療的部分，甲骨的材料其實少之又少，過度的引申恐怕未必更能窺見其真相。”（《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第二分，2001年。）
當我們開始穿行歷史中最迷離的時刻，恰好，胡厚宣教授的文章是一束光。
《殷人疾病考》寫作於1942年。隨著新中國考古事業不斷發展，商周遺址陸續被發現，大量出土文獻和文物現世。胡厚宣教授基於新變化對原作進行了修改和增補，最終形成《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一文，於1983年9月7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上作宣讀。《中原文物》1984年第四期曾作全文刊載。
所謂醫療，意即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把標準降到最低，至少也得包括認識疾病，治療手段和專業醫生三個要素。即便粗放至此，也是中國早期社會不可企及的層次。
胡教授利用甲骨檔案作例證，廣泛引用歷代尤其是上古文獻為佐證，層層遞進，嚴密論證，證實了一句粗話頗有些道理——你爺爺就是你爺爺！先民在抗疫方面，態度積極，手段豐富。其中部分經後代改進和發展，傳承至當下，足見在殷商時代，華夏民族芸芸眾生已經是獨立和理性思考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