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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地主就是中國封建的基石，顧名思義“地主”，即土地的主人者也。
新中國曾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改造舊社會的過程中將農村階級劃分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而這種劃分正準確反應了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基層的生態結構，在趙崢從小接受的教育當中，傳統意義的地主往往成為吝嗇、刻薄、殘酷剝削底層農民的代名詞，然而現實中地主與地主也是有不同的，準確的來說地主也是分為兩種，一種是具有較高社會地位、享有政治特權的世族地主，其代表就是歷朝歷代的皇帝，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名臣王安石，晚年在江寧府半山買田，他兒媳王蕭氏，舍給半山報寧寺的莊田，隨手就是一千畝。而另一種佔了絕大多數的則是沒有特權的庶民地主，他們其實和我們現代人一樣，或是自已白手起家，勤儉熬出本錢，買田置地，或是從別的途徑得了第一桶金，或是繼承下祖輩積攢的土地，成為了超出自已家庭耕作能力之外的土地的所有人，開始僱傭短工、長工、乃至佃農來耕作自已的土地，嚴格意義來說，屬於擁有資本，並利用資本創造額外價值的一群人。
與特權地主不同，絕大多數庶民地主都經歷了漫長到甚至幾代人的積累和辛勤勞作，在中國農村數千年裡任何一次得病，或者天災，或者人禍，都可能使他們的努力白費。也不是每一個地主都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反而鄉村“基礎建設”，比如修橋、補路、打井等的主要出資者。
錢家洞臨河背山，北高南低，由於地勢的問題，灌溉不便，適合耕種的土地不多，也就不到兩萬畝地，這地又分上中下三等，真正的好田不到一半，但之所以說錢家洞村算得上是小康之村，一方面村裡最大的地主錢華仁也就有個一千多畝地，村裡也沒有周扒皮式的惡霸地主，半數家庭都有地可種，村裡又多有靠手藝吃飯的，以補土地出產不足，有打鐵的梁家、製陶的薛家、做織絲的周家……村裡雖說種田養桑仍是根本，手藝人家倒是佔了一小半，真正的貧農佃戶也就幾十戶人，只要官府盤剝得不緊，沒有大災，村裡人的日子過得還是相當不錯的。
趙崢想掙錢做買賣，找到錢懷仁，說明了自已的困擾，得了實惠的里正自然也幫著他出主意，現在無外乎又是多了個修廁所的匠人，若是在汴京、真定這樣的大府，少不得要申請個牙貼（營業執照），但在這山高皇帝遠的鄉間，那還不是里正的一句話，倘若真能辦成，村裡多這一份稅源，倒是幫了里正的忙呢，何樂而不為？
得到里正的首肯，趙崢也就名正言順地拉下臉來做買賣了，沒有專利保護，趙崢只得搬出里正來，請了薛家，以每件陶器增加兩成的價格簽了獨家供貨契約，有里正出面，又增加了利潤，薛家哪有不答應的道理，在趙崢畫了張將廁所推廣的縣裡府裡的大餅之後，陶匠薛大郎歡歡喜喜地在他看不懂的契約上按下了手印。
經過趙崢一番成本核算和計劃之後，“梁氏營建”的幌子就正式地掛在了“梁家鐵鋪”旁邊。這建造一個廁所的價格也根據具體要求，主人家是否有勞力出工，明碼標價，最便宜500文就能建個帶蹲坑的露天旱廁了，算算也就相當於普通下戶三五天的開銷，而對趙崢來說算上僱工人工，成本卻還不到一半，其中利潤不可謂不豐厚。自打幌子挑出，原本準備白瞟的相鄰自不好意思再開口。
所謂“沒有不開張的油鹽鋪”，農村裡自古就有攀比之風，在里正等家的口碑和不無炫耀地自發宣傳下，凡是出得起錢的地主富戶紛紛都來下單，甚至爭著比著往豪華了蓋，趙崢自然美滋滋，光是自已帶著鋪裡的狗娃很快就忙不過來了，好在修這廁所本來就沒多麼複雜的技術，錢家洞這木工瓦匠也是不缺，趙崢一邊出錢僱人，更是聽從梁老漢建議收起了學徒，美滋滋地做起了“包工頭”。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這門修廁所的買賣竟然辦的格外紅火，平均每天動工的工地不少於十個，趙崢腳後跟打後腦勺地穿梭在村裡的各個工地，指導著徒弟們和僱工趕著進度，不斷而來的陶器訂單，讓薛大郎也樂得眉開眼笑，直把趙崢當財神看待，可突然而至的大量訂單也令薛大郎疲於應付，直呼忙不過來。
接連幾次出現薛家供不上陶器的事兒後，薛大郎主動找上趙崢，兩人一拍即合，口袋裡已小有財貨的趙崢出資，二人合股再建一窯，請來里正作保，二人又訂立了份契約，在趙崢看來薛大郎生產陶器的瓶頸在於生產規模和生產技術兩個方面，原本的手工作坊模式，所有陶器的生產都由薛大郎和他兩個徒弟完成，三人雖都技術嫻熟，但整個生產過程中的採料、練泥、拉坯、修坯、曬坯、施釉、燒窯都需要師徒三人全程參與，顯然從生產效率上顯得比較低效，其次從工藝上即使是技術含量最低的陶管，薛大郎依舊採用手工拉坯的工藝，雖成品品質一流，但在趙崢看來價效比太低了。
習慣於現代工廠大規模生產的趙崢，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已的意見，首先這就不是一個擴大版的薛家陶坊，而是規模更大的工場，透過僱傭工人來增加生產力，將製陶的各個環節拆分開來，由經過簡單培訓的僱工專人負責一個生產環節，薛大郎和他的徒弟們必須要離開生產一線，而是負責工人的技術培訓，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指導和監督，總體運營統籌的工作，這對於手工業高度發達的宋朝人而言，並不陌生，薛大郎做夢也沒想到自已一個小小鄉野陶匠，居然也能有機會過一把工場主的癮，對趙崢描述的製陶工場，薛大郎學徒時也曾在縣城見過類似的，但對趙崢對於各個技術環節提出的要求和注意事項，薛大郎又覺得聞所未聞，不時提出問題，趙崢給出的解答，他想想又不無道理，心中對趙崢的欽佩又深了一層。
二人商量完，趙崢又提出了採用模具灌注的方式取代目前手工拉坯的生產工藝。
“澄泥為範，我咋沒早點想到呢？”聽完趙崢的構想，薛大郎一拍腦門，嘆道。
“哦？我說的你明白了？”趙崢見薛大郎的反應也吃了一驚，他對陶瓷工藝的瞭解僅僅來自於大學暑假參觀景德鎮陶瓷博物館，聽說過模具注漿而已，他已經很盡力向薛大郎解說這項便於大規模生產的“新”工藝，沒想到薛大郎即刻就做恍然狀還說出了個自已聽不懂的詞彙來。
“梁兄弟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吶。”薛大郎向趙崢拱拱手道，“兄弟所說，就是先制石膏外範和蠟內範，再在預留空間注入陶漿，待得陶漿凝固定型後，拆除外範，再加熱令蠟融化流出，注漿模範只要外範不損壞，即可反覆使用，而蠟內範也可制範，只需澆入融化的蠟液又可快速製備，反覆使用。此法古已有之，只不過我從沒接過大批的活計，一時沒想起來。”
“原來如此，那是甚好！”
對於只聽過《夢溪筆談》卻從未通讀過的趙崢，雖然暗自驚歎自已老祖宗的工藝技術水平，但薛陶匠既然懂得這模具灌注那是再好沒有了。
對於生產的產品，目前當然以修建廁所所需要的工程構建為主，不過趙崢對於這陣風到底能刮多久範圍多廣也是沒有信心，所以也提出在生產之餘同樣開發物美價廉的日用陶器為輔助，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就是在於成本，只要能夠拓展市場，趙崢有信心依靠成本優勢取得成功。
兩人又就工場的細節做了詳細討論，對薛大郎來說，感覺新奇的除了趙崢要求在每件陶器上都打上他親手繪製的雙錢圖樣作為底款之外，就是趙崢提出的聞所未聞的記賬方法，反正薛陶匠也是大字不識，原本記賬的活兒也是由趙崢這邊負責，此外趙崢還提出在燒製一種叫做水泥的東西，就是利用工場的兩種主要原料石膏和黏土按趙崢要求的比例混合，再透過高溫燒製，磨細後製成，正好可以利用到工場的原料技術和裝置，作為陶器的副產品，薛大郎雖不明白這種水泥有什麼用處，但既然趙崢提出，聽起來也並不費事，於是也答應了下來。
隔天，二人就各自忙開，原本不存在於這個時代的一條產業鏈正在趙崢的努力下慢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