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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的發生反映了明朝初期政治腐敗的嚴重程度。之所以在明朝初期貪汙橫行，其背後也有元朝的原因。
元朝末年的官僚機構極為腐朽，官吏貪腐成性，其貪腐程度令人髮指，以至於朱元璋在建國之後十分注意廉政建設，甚至達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
朱元璋一方面提倡廉潔，要求各級官吏遵紀守法，廉政愛民，另一方面對於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嚇阻官吏貪汙腐敗。
如果有官員觸犯貪汙罪，則施以剝皮之刑。郭桓案爆發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後發生，朱元璋為了解決官員貪汙，逐漸採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來越重。
朱元璋對於官吏貪汙政策非常嚴厲，講究“重典御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貪汙銀兩超過六十兩直接砍頭。
並且，為了加強對於官員日常行為的監控，朱元璋特地設立了錦衣衛。他曾經感嘆說：“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既然刑罰這麼嚴重，為什麼在明朝初期還有那麼多人貪汙腐敗，觸犯律法呢？究其緣由，有以下幾點：
一、功勳權貴居功自傲、仗勢欺人，目無王法。
大明建國初期，朱元璋大肆封賞，功勳爵位遍地都是，大小功臣都有自己的封地，部分開國功臣仗著自己用生命換來的權力，在自己的地盤上仗勢欺人，魚肉鄰里。
由於國家初建，百廢待興，所以在開國初期，朱元璋並沒有過分的糾結這些事情，導致部分權貴更加地囂張跋扈，更加地有恃無恐。
二、各級官吏相互勾結，互相包庇，欺上瞞下。
大明建國初期，對於全國的土地資源和使用情況的統計並不完善，存在諸多的空子和漏洞。
這就給了貪官汙吏可乘之機，各地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在初次統計過程中，偽造冊書，謊報瞞報。
他們透過各種形式貪汙國有資源，部分官吏甚至謊報災情騙取朝廷救災錢糧等，還有的官吏在自己的地盤上設定各種賦稅，增加地方稅收貪汙公款。
同時，很多地方官吏都是曾經一起扛過槍、打過仗的兄弟，相互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時間一長，就形成了各種利益集團，互相包庇，上下勾結。
實際上，出現貪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貪官抱團，成為利益共同人。一旦放任這些利益集團做大，將會極大威脅中央政府對於全國的統治。
這也是讓朱元璋最忌憚的一點，為了懲治貪官，打壓各方利益集團，朱元璋要求徹查“郭桓案”。
但是，由於“郭桓案”牽涉甚廣，人員眾多，導致各地出現了不穩定的局勢，朱元璋為了全國穩定和平息民怨，“郭桓案”的審刑司吳庸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此案的告破極大地震懾了貪官汙吏，瓦解了權貴集團的風險隱患，還順便理清了全國的土地資源、人口普查等，為朱元璋的後世子孫管理國家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處理“郭桓案”之後，朱元璋為了防止有人弄虛作假、貪贓枉法，隨意篡改財務賬目中的數字，就把原來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為了“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這一記賬方式從大明洪武時期一直沿用到21世紀的今天，也算是朱元璋對健全中國財務體系所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