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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京師有國子監，在地方則有府州縣學，從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視教育。
府州縣學與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由朝廷供給廩膳（公費），而且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體現了大明朝對於儒生群體的優待。
為了加強對地方學校的監管，洪武十五年朝廷頒佈禁例十二條，鐫立臥碑，放置在明倫堂左邊，不遵者以違制論。
這十二條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於公門”“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
前一條明文要求生員不得私自結交地方官員，以防結黨營私。後一條則要求生員與朝廷站在統一戰線，替朝廷消弭父母的“非為”。
此外，還有一條“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這一條禁例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而對於其他的賢才、壯士、農夫、商賈等，並沒有這一限制。
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朝野政治的權利呢？這是因為朱元璋害怕這些生員被別有用心的野心家所蠱惑，從而走向朝廷的對立面，阻礙朝廷政令的實施。
而且，生員往往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學識和地位。所以，朱元璋也擔心生員在地方上組織群眾和朝廷作對。畢竟，以往中國歷史上的“黨錮之禍”並不在少數。
除了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朱元璋又詔令地方設立社學，即鄉村小學。由此可見，朱元璋對於教育事業的重視。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御製大誥》和《大明律令》做必修書目，要求所有生員必須掌握，否則以違制論。
朱元璋的初心是好的，希望每一個孩子都有書讀。然而，在當時落後的政治體制下，全民教育註定是美麗的空中樓閣。地方學校往往只存在於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
此外，由於古代皇權不下鄉，導致社學逐漸成為地方官吏迫害和剝削底層老百姓的工具。可見，一個沒有得到有效實施的愛民善政，反而會成為人人唾棄的害民惡政。
《大誥》中記載：“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小小的社學淪為地方官吏欺民的工具：想讀書沒有錢的，不許入學；有錢不想讀書的，放任其不管；沒有讀書時間的，強迫入學。
種種的惡行，罄竹難書。對此，朱元璋也無可奈何，儘管他可以再次拿起屠刀，奈何這種惡行實在是太多，查都查不完。屠刀在普遍性面前，也要黯淡幾分光芒。
無奈之下，朱元璋只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將地方的社學停辦，以免地方官吏“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是啊，在當時土地畝產並不高的時代背景下，普通老百姓連吃飽肚子都有困難，哪有閒暇時間來讀書。
在古代社會，讀書學習歷來是官宦士族、地主富戶這些有錢有勢的權貴家公子少爺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