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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的生平與事蹟
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明代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別號墨憨齋主人、龍子猶、綠天館主人、茂苑野史、詹詹外史、顧曲散人、香月居主人等，是中國古代文學家、思想家、戲曲家，與兄馮夢桂、弟馮夢熊並稱“吳下三馮”。
馮夢龍出身於書香門第，少有才名，但因科場不利，久困諸生間，曾以坐館教書為生。明崇禎三年（1630年），他考取貢生，任丹徒縣訓導。七年（1634年），任福建壽寧知縣。在任期間，馮夢龍築城牆，修城門，建譙樓，設司更，《福寧府志》《壽寧縣誌》均將他列入《循吏傳》。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推翻明王朝，馮夢龍編《甲申紀事》一書，隱寓中興之意。
清兵南下後，他輾轉於浙、閩之間，參與抗清活動。清順治三年（1646年），馮夢龍憂憤而死，一說是被清兵所殺。
馮夢龍在思想上受到王守仁、李贄哲學理論的影響，反對禮教約束，重視文學的教化意義，首次提出通俗演義起源於說話藝術，為現代學者作白話小說的探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幾十年的治經生涯中，寫成《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編》《四書指月》等經學著作，成為遠近聞名的經學家。他還創作了傳奇《雙雄記》，編著了《情史》《智囊》《古今譚概》，蒐集、整理了民歌集《掛枝兒》《山歌》，並修訂了章回小說《平妖傳》《忠義水滸全傳》，改作《新列國志》，整理散曲集《太霞新奏》。
馮夢龍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馮夢龍的作品對中國古代文學形式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在小說、戲曲等領域。他的作品《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被譽為“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最高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
在藝術表現方面，“三言”中的那些優秀作品，既重視故事完整，情節曲折和細節豐富，又調動了多種表現手段，刻畫人物性格。這種進步和落後交織在一起的現象，正是新興市民文學的基本特徵。“三言”的刊行，不僅使許多宋元舊篇免於湮沒，而且推動了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和繁榮，影響深遠。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被譽為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馮夢龍的作品中蘊含了多種先進的思想：
反封建禮教：馮夢龍的作品常常對封建禮教進行批判，強調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他透過描寫人物的命運和社會現實，揭示了封建禮教對人們的束縛和壓迫。
重視商業精神：馮夢龍的一些作品中體現了對商業和財富的重視。他強調透過勤勞和智慧獲取財富的重要性，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們觀念的影響。
弘揚人性美德：他的作品常常宣揚善良、正直、誠信等人性美德，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相互關愛。
社會批判意識：馮夢龍對社會的不公和腐敗現象進行批判，關注社會問題，呼籲改革和進步。
強調教育意義：他的一些作品具有教育意義，透過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傳達道德教誨和人生哲理。
這些思想在馮夢龍的作品中相互交織，體現了他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對人性的思考。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價值，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思想觀念和文化氛圍。
馮夢龍的作品對中國文學、文化、思想和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作品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小說創作：馮夢龍的小說作品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深邃的思想內涵，為中國文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小說在情節、人物塑造、語言運用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特點，對後來的小說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戲曲創作：他的作品對中國古代戲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戲曲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創作思路。他的戲曲作品在情節、人物、唱腔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對後來的戲曲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學語言：馮夢龍的語言影響深刻，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使方言成為民族文化的亮點。他的語言風格簡潔明快，富有表現力，對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學形式：他的作品對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等文學形式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對中國現代文學、戲劇、電影等產生了重要的啟示。
馮夢龍的作品不僅是中國文學的珍貴遺產，也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學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智囊》中有許多充滿智慧的句子，易懂易記，發人深省。以下是部分內容：
一事真，百事真：考察人是否可信可以從一件事就能看出來。
含容終有益，任意是生災：勸誡世人要有寬容之心，不要任性胡為。
吏肅惟遵法，官清不愛錢：吏治清明法律才能發揮作用，官吏清廉就不愛財了。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話要說給能懂的人聽，不懂得說都不要說。
合意客來心不厭，知音人聽話偏長：不會厭煩喜歡的客人，聽得懂的人都無需太多解釋。
一操一縱，度越意表；尋常所驚，豪傑所了：厲害的人做事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樣。
天下無廢人，所以朝廷無廢事，非大識見人不及此：暗示朝廷要用人得當，因材任職。
罰必則令行，令行則主尊，世袓所以能定四方之難也：講規矩才能信服眾人，才能幹大事。
《智囊》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戲曲家馮夢龍的代表作，輯錄了從先秦到明代一千多則智慧故事，是一部幫助人們排憂解難和克敵制勝的處世奇書。此書在明末便風靡一時，多次翻印仍洛陽紙貴，受到了眾多政治家、軍事家、文人名人的推崇和喜愛。以下是一些古今人士對《智囊》的評價：
毛澤東：毛主席一生所用計謀，大多受此書啟發，他評價《智囊全集》說它“天下無餘智”，普天下所有的智慧皆囊括於此。
康熙：康熙皇帝對《智囊》倍加珍愛，讚歎其“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將其列為禁書。
馮夢龍：《智囊全集》“天下無餘智”，普天下所有的智慧皆囊括於此。
清代乾隆帝，將《智囊》作為治國御下案頭錦囊；曾國藩也對《智囊》愛不釋手，一邊打仗一邊研讀；大才子紀曉嵐，更將《智囊》倒背如流。杜月笙不識字，有空閒就叫人朗讀《智囊》，像說書一樣講給他聽，他坦言從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