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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公孫瓚這位曾經威震一方的將領，在經歷了一連串的戰爭失利之後，選擇了退守至易京的高臺之上。在那裡，他幾乎與外界隔絕，過著一種隱居般的生活。儘管戰火紛飛，但易京高臺內的儲備卻異常充足，糧食堆積如山，足以支撐長時間的圍困。同時，城內的防禦工事也做得非常嚴密，使得任何企圖攻佔的敵人都望而卻步。在這樣的背景下，袁紹這位北方的霸主，曾多次派遣他的大將們對易京高臺發起進攻，希望能夠一舉拿下公孫瓚，從而鞏固自已的勢力。然而，每一次的進攻都被堅固的城防和頑強的守軍所挫敗，袁紹的軍隊始終無法攻破易京高臺的防線。
在這種情況下，袁紹決定採取更為溫和的策略，他親自寫信給公孫瓚，試圖透過外交手段來達成和解，以結束這場曠日持久的圍困。他在信中詳細闡述了和平的好處，以及繼續戰鬥所帶來的無謂損失，希望能夠說服公孫瓚接受和解的條件。然而，公孫瓚並沒有被袁紹的話語所動搖，他堅定地拒絕了和解的提議。相反，他將這種拒絕轉化為更加積極的軍事準備，不僅沒有放鬆警惕，反而加大了軍事投入，增強了城防設施，並且激勵士兵們做好長期戰鬥的準備，以更加堅決的態度迎接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任何戰事。
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歷史長河中，袁紹這位雄心勃勃的軍閥，親自率領一支龐大的軍隊，對幽州地區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的軍隊所向披靡，勢如破竹，不久之後，他們便將目標鎖定在了易京這座城市，對其進行了緊密的圍攻。面對如此危急的局面，易京的守將公孫瓚並未放棄抵抗，他派出了自已的兒子公孫續，前往黑山軍中求援，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援和援助。
袁紹為了攻克易京，不惜動用了各種攻城手段，包括架設雲梯以便於士兵攀登城牆，以及挖掘地道以圖從地下突破城池的防禦。這些持續不斷的攻勢使得易京城防危如累卵，岌岌可危。在這種壓力之下，公孫瓚手下的一些將領開始動搖，有的選擇了投降，而有的則是潰散逃離。
隨著時間的推進，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天，公孫續與張燕聯手，帶領著十萬救兵，分三路浩浩蕩蕩地向易京進發，企圖解圍。在這關鍵時刻，公孫瓚並未放棄希望，他派人秘密給公孫續送去了一封密信，約定了一個訊號——點火，以此來協調內外夾擊袁紹的軍隊。然而，這個計劃並沒有如願以償，因為這封信不幸被袁紹的哨兵截獲了。
得知了這個計劃後，袁紹沒有慌張，反而命其手下的文人陳琳對信中的辭句進行了巧妙的修改，並且在約定的時間點上，依照信中的訊號點燃了火堆。看到火光的公孫瓚誤以為救兵已經到來，於是毫不猶豫地領兵出擊，試圖打破包圍。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正是袁紹的詭計，他的軍隊遭到了袁紹預先埋伏好的伏兵的痛擊，被迫再次撤回城中。
袁紹並沒有因此放慢攻勢，反而更加緊鑼密鼓地挖掘地道，最終挖到了易京城內的臺樓下。他們先用柱子支撐住樓基，然後放火燒燬這些支柱，隨著支柱的倒塌，樓臺也隨之崩塌。面對如此絕境，公孫瓚感到無路可走，他在絕望中縊殺了自已的姐妹妻子，並引火自焚。在這場混亂中，袁紹計程車兵衝進了樓上，將他的首級斬下。這場戰役的結局是悲慘的，公孫續在後來的戰鬥中被屠各所殺，而張燕的勢力也因為被袁紹擊敗而日漸衰落。袁紹最終佔據了幽州，吞併了公孫瓚的軍隊，從而統一了黃河以北的地區，控制了四個州，成為當時最為強大的割據勢力之一。
在成功消滅了公孫瓚這個強敵之後，袁紹的權勢達到了頂峰。然而，他並沒有繼續勤勉地進貢，反而變得怠慢起來。在這期間，他暗中指使自已的主簿耿苞，去向朝廷秘密報告一個陰謀。耿苞按照袁紹的指示，向朝廷密報稱：“漢朝的赤德已經衰敗，歷數即將發生重大變化。我們袁氏家族是虞舜的後裔，擁有黃胤之血脈，應當順應天意，以滿足廣大民眾的期盼。”
這裡提到的“黃代赤”，是指歷史上的一種政治預言，認為王朝的更迭會伴隨著德的象徵顏色的變更。在這種思想中，黃色被視為取代漢朝赤色的新德象徵。耿苞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言論，是因為他認為袁氏家族作為黃胤，有權利也有責任來引領這一變革。
袁紹得知耿苞的報告後，將這件事情告知了自已的府中僚屬，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援。然而，眾人並不買賬，他們認為耿苞的言論過於荒謬，甚至是妖妄之言，應當予以嚴懲。面對這樣的反對聲音，袁紹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知道，如果公開支援耿苞的觀點，那麼無疑會激起更多的反對和不滿，甚至可能會引發內亂。
但如果不支援，他又無法實現自已的野心。在這樣的壓力下，袁紹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決定。為了掩蓋自已內心的真實想法，也為了平息眾人的怒火，他不得已下令將耿苞處以死刑，以此來表明自已並不支援耿苞的叛逆言論。透過這樣的手段，袁紹試圖維護自已的統治地位，同時也為自已日後的行動留下了餘地。然而，這一事件也暴露了袁紹內心深處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為他日後的行動埋下了伏筆。
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春天，當公孫瓚尚未敗亡之際，曹操與他在暗中進行了書信往來，密謀了一個計劃：雙方將從南北兩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夾擊共同的敵人袁紹。這個策略如果得以成功實施，無疑將對袁紹造成巨大的軍事壓力。隨著春季的深入，到了四月，曹操以“協助袁紹攻打公孫瓚”為名，率領軍隊渡過黃河向北進發。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理由，曹操的真正目的是趁機偷襲鄴城，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奇襲行動。
然而，事情並沒有按照曹操的計劃發展。公孫瓚在曹操抵達之前就已經潰敗，而袁紹也透過某種方式得知了曹操的真實意圖。因此，曹操的主力部隊僅僅到達了河北的河內郡，在那裡他們擊敗了隸屬於袁紹的將領眭固，並任命魏種接管了河北地區的軍務，之後曹操便下令撤退，將軍隊駐紮在敖倉。
《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中提到了這段歷史，文中描述了曹操如何利用公孫瓚未敗之時，暗中與他通訊，表面上是支援王師，實際上卻是相互勾結，企圖內外夾擊。曹操引兵至河，準備北渡，但計劃洩露，加上公孫瓚的失敗，使得曹操的鋒芒受挫，他的圖謀未能得逞。隨後，曹操的軍隊橫掃西山，屠戮了各左校的敵軍，這些敵人無力抵抗，紛紛束手投降，爭先恐後地歸順。最終，曹操的軍隊在山谷中消散，曹操本人也感到震驚，不得不連夜逃遁，最終在敖倉據守，依靠黃河天險來鞏固防線。
在這場政治和軍事的博弈中，袁紹取得了一個象徵性的勝利：他將公孫瓚的首級送往許都，這無疑是對曹操的一次巨大打擊，讓曹操感到自已的計劃突然變得岌岌可危。此外，曹操曾經對劉備透露過這個密謀，而劉備又將這個秘密告訴了袁紹，這使得袁紹得以提前知曉曹操的陰謀，從而採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這一事件不僅展示了三國時期各方勢力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反映了曹操在戰略上的精明與謹慎，以及他在面對不利局面時的應變能力。
在建安四年的八月份，也就是公元199年，曹操發動了一場重要的軍事行動。他親自率領部隊北上河北，目標直指冀州的黎陽郡。為了確保整個行動的成功，曹操不僅親自指揮主攻，還精心安排了其他輔助攻勢。他派遣了臧霸等將領，帶領部隊攻佔了青州地區的齊郡、北海郡和東安郡等多個郡縣，這些勝利為主力部隊的進攻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同時，曹操還命令于禁在河邊建立軍事據點，以便在未來的戰鬥中能夠有效地控制該區域。
隨著八月的行動圓滿結束，曹操在九月份撤回了許都，並在官渡地區部署了軍隊，以鞏固其在黃河以南的地位，併為接下來可能爆發的戰鬥做好準備。與此同時，袁紹也在積極準備對抗曹操。他決定動用十萬精銳步兵和一萬騎兵的強大軍力，試圖一舉攻佔許都，從而徹底消滅曹操的勢力。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袁紹任命了審配和逢紀來主持軍事事務，田豐、荀諶和許攸則作為謀士提供戰略指導，而顏良和文丑則被委以將帥重任，負責指揮前線作戰。袁紹的部隊積極準備南下，以期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在袁紹的部下中，對於如何進行這場戰鬥，意見並不統一。沮授提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策略，他認為應該採取以逸待勞的方式，透過持久戰來消耗敵人的戰鬥力。這種策略與郭圖和審配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後兩者主張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迅速解決戰鬥。最終，袁紹選擇了採納郭圖和審配的建議，這標誌著一場關鍵戰役的序幕即將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