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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文離婚6
這個訊息一出來，立刻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導致的一種預期，就是價格要大幅度上漲。老百姓兜裡那點錢，恐怕要像“金圓券”一樣不值錢了，東西要貴了。這種價格要上漲的預期一形成，真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人都會想著，趕緊把錢拿出來去多買一些東西。以實物來保值。
深層原因是，當時，很多商品供應不足，而消費需求在上升，因此存在價格上漲的必然性。
據統計，1988年一二季度物價指數是%。價格放開後，肉禽蛋和菸酒都開始大幅度漲價。到8月份，物價指數已經躥升到了%，遠遠高於居民收入漲幅。老百姓確實慌了，真是見什麼，買什麼，不管有用沒用，不管質量好壞，只要上了商店的貨架，就花錢買回家去。
物價大震盪，不僅影響了城裡人，也波及到了農村鄉鎮。山西有一個鄉村老太太和家裡人一下子搶購了1000袋白麵，堆放子家裡炕上、地下，沒有考慮到這麼多的面，全家人幾年都吃不掉，簡陋的儲存條件，會發黴變質的。一個河北蠡縣農村小夥子見供銷社貨架上僅剩下一臺殘損的收音機，售貨員勸他別買了，外觀都殘損，但是還是被他搶購到家裡去了。
當然，這是春芳老年才會遇到的事了，所以現在不太需要擔心。
現在這年頭，離婚是件恥辱的事。
感情破裂，今天聽起來，這是最天經地義的離婚理由之一。“沒有愛情不應該結婚，結婚後感情破裂不應該勉強維持”，已是大多數人的共識。1980年之前，因感情破裂提出離婚不僅不被世俗觀念接受，也不受法律支援，以此為理由向法院上訴要求離婚，往往會被駁回。
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透過了新《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是，離婚的條件中明確寫了這樣一條：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調解無效，准予離婚。一場革命隨之而來，20世紀80年代中國掀起一場離婚高潮，引發的爭論，直到今天還在繼續。那麼，圍繞著離婚自由，“感情論”和“理由論”進行了怎樣的論戰？80年代，一對普通夫妻鬧離婚怎麼會成了轟動全國的大案？還招致新華社內參的評論？“秦香蓮上訪團”是怎麼回事？
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廢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保障基本婚姻自由，它的歷史任務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完成。當時就有專家提出，《婚姻法》需要修改，立法重點應從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轉到全面調整和發展婚姻關係上來。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使《婚姻法》修改議程屢次耽擱，直至“文革”爆發，民政、司法、婦聯等部門全面癱瘓。修改《婚姻法》再一次提上日程時，距離第一部《婚姻法》頒佈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1978年，婦聯了兩封長信向中央提出申請，經批准，近百位專家參與了修改和起草工作。在修改過程中，離婚條件怎麼改，成為爭議最多的熱點。按照1950年版《婚姻法》規定，“有正當原因不能維持夫妻關係的，應作準予離婚判決；否則也可作不準離婚判決。”而“移情別戀”或“沒有愛情”往往不被視作離婚的“正當原因”。20世紀六七十年代，極左思潮盛行，“愛情”被貶為“小資產階級情調”，離婚也被視作“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表現。那時候誰要是離婚，幾乎都要鬧得滿城風雨身敗名裂，如果離婚的理由是“沒有愛情”，或追求新的愛情，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會影響到個人和子女的前途。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更像是一個社會倫理裁判所，堅持寧嚴毋寬的原則。如果是國家幹部或黨員離婚，法官常常拿出“殺手鐧”：你是要公職、黨籍，還是要婚姻自由？“文革”時期，有的地方甚至把要求離婚的人員集中起來，辦“鬥私批修”學習班，改造思想，直到把離婚申請撤回為止。有人私下說，過去是父母包辦，現在是國家包辦。《婚姻法》確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則，卻成為一紙空文。以上海為例，1966—1976十年間，全市總離婚登記數只有6489對。全市平均每年離婚的數量僅相當於50年代一個區的數量。《婚姻法》要不要把“感情破裂”明確列為離婚理由？這個問題從1950年一直爭論到1980年，有人持“理由論”，有人持“感情論”。前者堅持離婚必須有“正當理由”，比如被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的，要求離婚可以批准；後者認為，只要夫妻感情破裂，不論什麼理由，都應准予離婚。最終，1980年版《婚姻法》選擇了尊重個人的感情和自由，修訂後的條款這樣寫到：“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一方要求離婚的，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則准予離婚。”這個標準延用至今。法律雖然作出修改，但在現實生活中，輿論和觀念卻沒有那麼容易做出讓步。提起1980年《婚姻法》，“遇羅錦離婚案”是一個繞不開的“大案要案”。
遇羅錦是個北京姑娘，1946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藝美術學校，1965年畢業。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羅克，“文革”初期因發表《出身論》反對血統論，反對林彪和“四人幫”而遭逮捕，於1970年3月被處死刑。時隔十年，遇羅錦為了婚姻自由向社會觀念發起挑戰，人們不禁把她的大膽直率跟她哥哥聯絡起來。當時又恰逢新《婚姻法》頒佈實施，法律與情感、傳統倫理與思想解放，交織在一起，引發大震動和大討論。
當年，遇羅克被捕後，紅衛兵在遇羅錦的二十幾本日記中，找出幾句“反動言論”，也把她定為“思想反動分子”，送農場勞動教養，此後十幾年她歷盡磨難。迫於生活，她先和黑龍江一個農民結婚，4年後離婚，回到北京謀生。她種過地，幹過臨時工，當過保姆，也當過無業遊民。經人介紹，1978年7月，遇羅錦和北京某廠工人蔡鍾培結婚。第二次婚姻仍然不是出於遇羅錦的本心。雖然當時“文革”已經結束，但遇羅錦和她死去的哥哥還沒有獲得平反，出身對她的工作和生活還有很大影響。正是因為與這位北京工人結婚，遇羅錦的戶口才得以從東北農村調回北京。結婚後，蔡鍾培利用個人關係跑了很多單位，爭取為妻子的哥哥遇羅克恢復名譽。1979年5月，遇羅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羅克也得到平反。遇羅錦得以重返玩具廠上班，繼續搞兒童玩具設計。劫難終於過去，按照常人的觀點，遇羅錦終於可以踏踏實實“過日子”了，可她卻在這時要鬧離婚。
1980年5月，遇羅錦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上訴離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間沒有愛情。“我們的物質生活一直是不錯的，但我們惟獨缺乏精神生活……我和他什麼都談不了，在他面前只能做個啞巴。”遇羅錦也知道，“若提出離婚，等待我的將是什麼！‘沒良心’、‘忘恩負義’、‘陳世美’……”結果不出所料，丈夫蔡鍾培認為遇羅錦虧欠他很多，“沒有愛情”只是一個藉口，根本是忘恩負義，只拿他當一個在北京落腳的跳板。社會輿論也多站在蔡鍾培這一邊，新華社內參甚至以《一個墮落的女人》為題，譴責遇羅錦的私人生活。但遇羅錦毫不退縮，她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紀實文學：《一個冬天的童話》，剖白心路歷程。遇羅錦在題記上寫道：“我寫出這篇實話文學，獻給我的哥哥遇羅克。”這是一篇“傷痕文學”的代表作，遇羅錦把她的不幸歸結於“文革”和極左思潮，哀傷的筆調引來無數同情，文章先後被譯為德、日、英、法四國文字介紹到國外。負責判決此案的審判員黨春源同情遇羅錦的遭遇，在正式判決還沒有下達的時候，他就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我為什麼要判他倆離婚》，報紙爭相轉載。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話為遇羅錦辯護——“如果說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麼只有保持愛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透過了修訂後的《婚姻法》。15天后，遇羅錦離婚案即根據新法規定做出判決，這大概是新《婚姻法》透過後的第一樁離婚案。判決書說：“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僅為有個棲身之處，兩人即草率結婚，顯見這種婚姻並非愛情的結合。婚後，原被告人又沒有建立起夫妻感情，這對雙方都是一種牢籠。”一石激起千層浪，報刊上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既是針對遇羅錦案，也是針對《婚姻法》如何實施。
新《婚姻法》頒佈後，一場持續十年的離婚潮隨之而來。從1978年到1982年，全國離婚人數從一年萬對增長到萬對，提高50%。80年代的離婚事件中，女性主動提出訴訟的居多，約佔71%，其中知識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多達%。中老年人離婚佔有相當的比重，60多歲的老夫老妻離婚也不罕見，其中大部分當事人是“文革”後獲得平反的知識分子。作家畢星星寫了一篇文章：《書裡書外：遇羅錦童話在小城》，回顧三十年前，在山西老家的小城裡，遇羅錦離婚案帶來的影響。文章說，小城裡的幹部相當一部分屬於舊式婚姻。父母做主，親朋撮合，結婚生子，男方讀書工作，老婆在農村，人口土地主要在鄉下，當地人戲稱“一頭沉”。“以前，這些幹部想離婚還遮遮掩掩的，自打讀了遇羅錦，他們不再隱諱自己的離婚訴求。有人拿著發表遇羅錦紀實文學的《當代》雜誌，在單位逢人便談論這篇文章。去法院，他們拿著遇羅錦的離婚判決報道，像理論教員一樣講述北京的判例，講解法官黨春源引用的恩格斯的論述：‘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感情破裂”是個難以界定的概念，自由與道德的平衡也很難把握，當離婚形成“潮流”，必然衍生諸多社會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由36名婦女組成的“上訪團”聯合到全國婦聯上訪，狀告她們以“感情破裂”為由要求離婚的丈夫“陳世美”們。她們到法院、婦聯、公安局、報社……浩浩蕩蕩，手持一面紅色的小旗，上面寫著“秦香蓮上訪團”六個字，一時間引起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