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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鏞去世以後，劉安江的經商之道，相比父親劉鏞眼界更為遠闊。他不僅繼承了其父在南潯的生絲出口貿易和淮揚的鹽業，而且在上海涉足房地產生意，先後買下了上海市區和租界多個黃金地段的房產和土地，用以出租生利。後來，劉錦藻又進一步把家族的事業從江浙地區推向全國，在武漢、長沙、杭州、南通和南京等地投資船運、電力、鐵路和茶業等實業；在通州大面積購買河口海邊灘塗，圍海造田，建立墾牧公司；與張謇合辦上海大達輪埠公司；在武漢投資興建了漢口水電廠等。
同時，1901年，因為捐資給清政府以賑陝西災荒而被朝廷加封為五品京堂候補。同年寫成《清續文獻通考》400捲進呈，賞內閣侍讀學士銜。但他始終不忘公益事業。
湖州購地之事，談判沒有結果，湖紳們又聚集在一起商議：
劉安江道：談判無果，只有走法律之道。
湖紳們紛紛贊成，決計將南監理會和韓明德告上領事法庭。
他們公舉沈瑞琳、俞恆農、沈譜琴和周廷華四人為全權代表出庭起訴，聘請古柏（WhiteCooper）為代理律師，並於1906年2月19日正式向杭州領事法庭提交訴狀。
訴狀中指出：原告四人是湖州士紳正式授權的代表，按照中國法律和傳統，士紳有責任也有權利去保衛貢院、校場、廟宇、聖廟等周邊的財產和土地；湖州之尊經閣、顏魯公祠、曹孝子廟、敬一亭和繹志亭等建築全部位於本案所涉之土地中。
湖紳的訴訟策略是以許鼎霖合同為基礎進行爭取。他們指出：潘慎文及律師佑尼幹作為全權談判代表，已經在合同上簽字承諾退還土地；但韓明德拒不履行合同，構成了違約，給原告的利益造成了損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許鼎霖合同，退還土地和先前支付的1000兩上海規元，並且償付原告1000元的損害賠償金。
韓明德在答辯狀中稱：被告方獲取上述土地，完全是合法的、符合中美條約的，其在湖州購地的所有過程，包括從向縣令表達購買意向，協商購地事宜，釋出通告，到最後獲得土地，並且改善、整修土地，在邊界構築環牆，湖紳們都是知曉的，但原告從未提出過任何抗議。
韓明德進一步指稱：湖紳們直到此時才提起訴訟的目的，是故意在給教會找麻煩。就是要妨礙和打斷南監理會在湖州的建設進度，這給被告方造成的損失至少達5000元。
韓明德又道：我本人和畢立文並未在該合同上簽字，因此該合同對其並無約束力。
1906年3月15日，美國駐杭州領事雲飛得正式開庭審理此案，他基本採納了韓明德關於購地和合同效力的說法，同時指出原告並無足夠的證據證明前述爭議土地是文廟之產業。
據此，雲飛得判定：根據中美兩國的正式條約，南監理會，和美國的其他差會一樣，有權在湖州城永久性租房買地，在中國境內其他地方也是一樣。當他們正確地完成了購地程式，獲得了土地，即有權獲得該土地之完全之支配，排除任何性質之干擾和妨害。
這一判決完全駁回了湖紳之訴求，一切交涉又回到了起點。浙江省官員和湖州紳民都認為雲飛得不實地考察丈量，只聽韓明德一面之詞，一意偏袒。隨後，湖紳再次聘請律師擔文（Drummond）等三人向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提出上訴。而韓明德勝訴之後，在土地上加緊施工，湖州民眾益加不滿。3月23日左右，湖紳呼籲舉行一場大型集會，抗議杭領之審判結果，輿情愈發緊張。
柔克義收到上訴後，以其無審判權為由婉拒了該上訴。不過他特地向原告律師強調，此案早已離開合同之範圍，進入法律領域，在調停書中他稱：“本署以駐杭美領事之判斷合乎法例，自應承認。當時原告既與被告涉訟，亦應遵照。本署業將當日審問時各見證人供詞詳細察核…”，這表明即便他再次開庭，其審判結果可能也是一樣。然而他也深知，如果此事久拖不決，教會分毫不讓，民眾對教會的憤怒日積月累，湖紳們的和平集會，可能就會以殺教士、毀教堂的慘案收場---這在晚清本是屢見不鮮的。在原被告雙方的委託下，柔克義表示他將“秉公調停，兩不偏袒”。柔也透過外務部要求浙江官員安撫湖州民眾，“勿過於激切致有暴動”，另一方面也力勸韓明德暫時停工，局勢暫時緩和。
1907年3月29日，柔克義做出裁決，要求教會退還聖廟東西兩旁之土地共計8畝左右，退還許鼎霖合同時交付的1000兩規元，但在聖廟之西應當保留一條二十英寸寬的公路，使教會能從其東南門，直通府學前面之官道。柔克義誤以為韓明德所佔之地只在圍牆以外，故只是將聖廟兩旁之地歸還，其本人也未親自履勘，僅派使館副翻譯前往湖州瞭解情況。對湖紳而言，這一結果比許鼎霖合同還不如，更難以承認。裁決出臺後，韓明德即在聖廟之西興工築路，愈動公憤。
1907年4月，基督教入華百年紀念大會在上海召開，南監理會會督韋理生（）也前往出席。湖紳抓住機會，請張增熙為代表赴上海向南監理會高層詳細陳述此案。隨後韋理生派藍華德為全權代表，與柏樂文（WilliamHectorPark）同赴湖州與士紳進行談判。藍柏二人與湖紳代表親赴海島地界履堪、丈量。
時值大雨，眾人跋涉於泥濘之中，不辭辛苦，至此藍華德方知韓明德佔地之真相。隨後雙方磋商兩日夜之久，終於達成協議（以下簡稱藍華德合同）。合同規定，以學宮之西的天寧寺東南牆角為起點，向北作一長290英寸的直線，自線北端折而向西直至東牆的長方形區域，盡歸府學；在靠近天寧寺牆東的之直線上，湖紳情讓一條寬二十英尺之馬路為公用，以便教會地產之東南門在遷移至靠經天寧寺東北角的地方後，能夠出入方便。此次索回的土地比許鼎霖合同的二十畝之數還要多，先前“贈與”教會的一千兩規元亦被索回，湖紳只需支付500鷹洋作為教會拆除建築之補償，並退還教會原先的400元地價。
劉安江等湖紳還認為該合同條款用語非常得體，顯示出了雙方的平等和善意，藍、柏二人對此結果也甚為滿意。
然而教會內部對此合同並未達成一致。許鼎霖合同談判中韓明德尚且作為代表之一出席，而潛園談判中，當初在湖州購地的三位當事人韓明德、潘慎文和衡特立（）都未能參與。
韓明德認為：我乃是法人。教會越過我直接與湖紳議定合同，乃是不合法之事，違背了當事人的宗旨。而且，這個結果事實上將讓湖州人認為我是不道德的，完全將湖州民教不和的責任完全指向了我我不能接受。
合同議定後，劉安江道：我們界限上構築圍牆，以防到時有口難辨，說不清楚。
可衡特立和韓明德堅決不同意。認為：這是不法之事。
湖州紳民異常憤怒，遂號召湖州府七縣商民舉行集會，抗議韓明德之悔約行為。
浙江巡撫增韞深恐集會釀出殺人、毀堂之舉，因此極力向民眾勸慰，表示已派官員與美國領事進行交涉。並對劉安江道：你乃是湖州紳民中具有影響力之人，理應勸慰民眾，切莫輕舉妄動，以免貽人口舌。
劉安江也對湖州民眾再三勸慰，道：我們有的是時間，拖而不決，對他們毫無益處，鬧出事來對大家不利。我們還是採取合法途徑解決此案。經過仔細商議，湖紳決定將此案訴至新成立的美國駐華法院，時人稱之為“美國按察署”。
1907年11月19日，湖紳公舉劉安江、沈譜琴、張增熙、俞恆農四人為全權代表，聘請律師佑尼幹，正式向美國駐華法院提交起訴狀。
不同於1906年的杭州領事法庭起訴，此次訴訟湖紳是以浙江洋務局的名義提出的。《新朔望報》特地引用憲法學理論來解釋：“按國法學，凡國家版圖內建土地水面，未屬於個人之所有者，或既為個人之所有後，而其所有主消滅者，即屬國家之直轄。南監理會所佔之地，既系公地與荒地，即我國家直接所有，應由我國家官吏出面控告。”
關於訴訟策略，佑尼幹律師提議應當向法官申請調取契約文書，丈量土地，教會佔地之事自顯。浙江巡撫和洋務局王豐鎬建議，應當以藍華德合同為基點爭取權利；因為合同是由湖紳出面所簽訂，若拋棄合同，或直接由官員出面，一切都得從零開始。時隔一年後的1908年10月22日，美國駐華法院終於開庭審理此案。原告方劉、張、沈、俞四人，作為湖州地方政府、湖州士紳、民眾之代表，經浙江省巡撫授權認可，出席庭審，被告為美國南監理會中國委員會董事會成員潘慎文（）、韓明德()等六人。
雙方庭審辯論的焦點主要有二，其一是韓明德佔地之總數和未經稅契土地之數量，其二是藍華德合同的有效性。
原告方認為：韓明德總計圈佔一百畝土地，其中五十畝屬於歸中國政府所有的公地或荒地，被告之獲得前述土地並無合法契買行為；但被告不顧原告之警告，非法進入上述土地，拆除建築，建造房屋。其二，原告方與南監理會代表藍華德、柏樂文簽訂之合同，業經該會會督韋理生之批准，被告卻拒絕執行。據此，原告要求被告遵守藍華德合同，同時請求法院派人實地丈量土地，向被告調取地契，以保證審判之公平。
韓明德在庭審中承認：被告所佔之地總數只有85畝，其中涉及到原告所稱的中國政府的公地或荒地的，總數不過12畝，且經過地方官員兩次公示出賣而合法獲得。至於原告所稱的未經契買的50餘畝土地，韓明德稱這部分爭議土地事實上只有27畝。而且他堅持稱，這些土地都是荒地，其上並無任何建築物；在被告修建圍牆前直至建成醫院時的長時段內，從未有人向他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抗議。韓明德強調，經過了合法之契買和中國官府之通告，按照中美條約和慣例，被告方獲得了上述85畝土地之全部支配權。
關於藍華德合同，韓明德認為原告在談判時採取了欺詐和“恐嚇”的手段，違背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他稱，原告以兩塊刻有銘文的石板來證明前述土地屬於孔廟地產，欺騙了藍、柏二人；原告還宣稱，如果談判失敗，會引發湖州人民對教會的暴動（教案），這些都導致藍、柏二人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被告律師林文德（）則稱，韋理生會督之權威性和其對藍、柏二人的授權性質值得商榷，因此該合同之效力存疑。庭審辯論到此告一段落，法官宣佈休庭。